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是以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为核心建立的。日本是唯一主动通过自身变革融入其中的东方国家。然而,对于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近代化发展的日本而言,追赶发展阶段对资本的大量需求与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优先的“游戏规则”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本文通过梳理日本一战前金本位制相关的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揭示出日本政府加入金本位制的主要原因是推行以军事产业为先导的产业发展战略,不仅为理解日本对外政策选择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同时为理解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工具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引 言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起源于英国的金本位制开始向其他欧洲工业国家、甚至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扩展，成为世界普遍通行的货币制度。截止到1908年，中国和波斯是仅存的银本位大国。　　

　　以英镑为基础的古典金本位制见证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就某些方面而言，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趋势，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投资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诸多维度来看，1896—1914年的近二十年都堪称是全球化的第一次顶峰时期。借用杰弗里弗里登的说法，这是一段“世界最接近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的时期。直到一百年之后，这样的全球化水平和髙速持续增长才再度出现。　　

　　国际金本位是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它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移民和旅游。根据不同的推算方式，金本位大概会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30%到70%。在国际金融领域，由于金本位制要求一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服从于国际经济的压力，古典金本位制被认为是一国经济信誉的表征。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国际层面的国际金本位制与实力均衡体系，与国家层面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共同构成了19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四大支柱。　　

　　日本是一战前唯一主动加入金本位体系的东方国家。有关日本一战前金本位制选择的文献研究，多将日本的金本位制选择视为“脱亚入欧”在日本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体现，认为金本位制的采用首先标志着日本转向以伦敦为中心的贸易市场，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在金融领域开启了在海外市场融资的新阶段。正如日本经济史学家山本义彦所指出的：“（日本）向金本位制的转变，是以脱离亚洲银本位货币圈，稳定与欧美主要国家的贸易、金融关系的举措，堪称‘脱亚入欧’的经济象征。”然而比较日本与其他国家金本位制的建立背景则不难发现，日本金本位制的建立有其特殊性。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以前，日本国内已经实行了稳定的银本位制度。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不同，日本采取金本位制并非为了平抑国内的通货膨胀；与19世纪70年代争相采取金本位制的欧洲诸国不同，日本也并非面临着金银复本位制下格雷钦法则所预见的黄金外流的风险。在美国，从白银向黄金的转变是由日益成长的城市资产阶级对农业阶层的胜利所推动的。19世纪末期的日本仍然是农业国，迟至1914年，农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还占到45.2%，其次是制造业占到44.5%，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纺织和食品等轻工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金本位制能够在理论上自发地帮助各国达成外部平衡，在该体系下各国调节内部平衡却受到很多制约。在金本位体系下，各国外部平衡的目标优先于内部平衡。这种金本位制下对于政府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限制，被艾肯格林形象地比喻为“金脚镣”。1897年，日本通过采取金本位制融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时，仍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其追赶发展的目标与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优先的“游戏规则”具有根本上的矛盾。日本为何要主动加人金本位体系，又是如何在金本位体系中实现追赶发展的呢？　　

　　二、金银之争与产业发展战略之辩

　　世界银价自1890年由于美国购银法案的出台而一度走高之后，19世纪90年代贬值的趋势再度加剧。至1893年，金银比价一度达到1:26.7。在这种背景下，1893年9月11日，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大藏大臣渡边国武组织成立了货币制度调査会。根据其规则的第一条规定，调查会负责调查审议以下课题：一是近来金银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一般结果；二是近来金银价格变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三是近来金银价格变动背景下日本现行货币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调查会以第一届伊藤内阁农商务相谷干成为会长，以大藏、外务两省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以及学界、政界、新闻界的“有识者”22人组成。1893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上，成立了以园田孝吉为委员长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就前两项课题进行审议。特别委员会由大藏省会计官阪谷芳郎、大藏省参事官添田寿一、法科大学教授金井延、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园田孝吉和《东京经济新闻》主编田口卯吉五人组成。1895年3月，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进行阁内人事调整请1892年辞去首相兼大藏大大臣松方正义接替渡边国武担任大藏大臣从而构成了实施金本位制改革的主要人事格局。　　

　　自1893年11月14日起共召开37次会议之后，货币制度调查会的特别委员会于1895年3月27日提交了第一次调查报告。报告中对第一和第二项课题的事实认定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特别委员会内部对银价下落的利弊形成了两派不同的观点：金井、园田和田口三人认为银价下跌对日本经济发展利大于弊，而阪谷、添田两人则认为弊大于利。在1895年3月30日货币制度调査会的第二次全会上’全体委员就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并委托特别委员会就第三项课题进行审议。在原有的成员基础上，又增加了贵族院议员渡边洪基和三井物产专务理事益田孝两人。特别委员会仍以园田孝吉为委员长，共召开了四次会议，并于5月1日提交了报告书。其中关于日本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委员会将其理解为“眼下有无进行货币改革的必要”。除了阪谷芳郎一人，其他的六名委员都一致认为日本眼下没有进行货币改革的必要。　　

　　对日本而言，采用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主要涉及日本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贸易和金融的国际取向。在日本国内，反对实行金本位的声音长期存在。议会中也有不少人担心采取金本位制后，日本传统产业在银本位制下由于世界性的银价下跌（相当于日元贬值）而取得的出口优势会随之丧失。如果银价继续下跌，日本可能将会丧失相对于其他银本位制国家（如中国）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当时实业界的代表涩泽荣一认为，金银比价的变动促进了日本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欧洲一等国的身份并不足以牺牲日本相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出口优势。由于金价下跌造成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下降，1893年较之1878年，日本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额增加了26%，而从金本位制国家的进口额仅仅增加了7%。同时，金本位制国家商品价格的相对上升也促进了日本国内的进口替代。涩泽荣一也指出，实行银本位制并非百利而无一弊。由于日本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债务总额并不多，购买军舰、船舶和机械的成本虽然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并不足以抵消银本位制下对出口产业的保护作用。　　

　　园田孝吉也从出口产业的角度强调银本位制对维持日本在海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园田认为，日本最亟待开发的海外市场是中国和韩国。他还指出，为了抢在其他国家之前占领中国市场，有必要和中国采用统一的货币制度。如果日本实行金本位，而中国市场却被英国铸造的银币所垄断（已于1895年2月宣布铸造公告），那么中国市场也将被英国所垄断。此外，如果世界银价持续下跌，那么日本对中国等银本位制国家的出口将会因此而受到打击，日本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银本位制国家的竞争中也会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印度已经为日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果日本采用金本位制的话，日本大宗出口商品之一的生丝将不会保持相对于意大利如此明显的出口优势，与中国生丝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可能也将处于不利的位置。涩泽荣一认为，币制改革会阻碍日本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国计民生无所裨益”。　　

　　农商务省商工局长若宫正音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角度论述了不应立即采用金本位制的理由。若宫正音称，虽然为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和社会的进步，日本将来采取金本位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眼下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并非明智之举。第一，一旦日本采取金本位制，欧美资本将会大量流入日本闰内。在日本的工商业还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规模吸引外资必将导致日本的幼稚产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日本原本的发展机会将大部分被外国人所占有，农业和工商业独立自主的发展将会遭到抑制。第二，银价的下落不仅促进了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也为日本国内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后发展国家为了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往往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银价下跌则自然形成了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增加了相对于国外进口商品的竞争力。尤其是从金本位制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最大。因此，利用银价下跌的机遇期，发展纺织业等产业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尽管当时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占到了日本出口总额的70%，而对东亚银本位制国家的出口只占到30%，但是考虑到日本未来的贸易结构，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日本应该将东亚的银本位制国家作为更重要的潜在出口市场。现在欧美各国都在激烈地竞争对东亚各国的出口市场，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取得相对的优势，利用现行的货币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上几种有代表性的支持银本位制的观点，是以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构造的变化为背景的。银本位制的支持者认为，银价下跌为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是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银本位制较之金本位制对于日本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与银本位制的支持者们认为出口产业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重心不同，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则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为了强化军事实力，充实产业基础特别是发展重化工业，必须从欧美进口大量的武器和机械，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因此必须采用金本位制。坚持日本应当立即采用金本位制的代表阪谷芳郎认为，1886年以来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币值的稳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技术应用的普及。如果除去这些原因，仅从金银比价变动角度理解日本这些年的发展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阪谷芳郎指出，日本国内物价之所以没有随着国际银价下跌出现通货膨胀乃是得益于“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的便利和运输费用的降低、海外市场的扩张、外国物品的进口和商品供给的增加对抑制物价上涨的显著作用”。在阪谷芳郎等人看来，银本位制对以上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起到了抑制作用。其一，银价下跌使得向金本位制国家进口军需品的成本增加，给日本财政构成了巨大压力；其二，日本充实产业基础的重工业产品主要从金本位制国家购人，银价下跌也对进口产生了抑制作用。综上，在阪谷芳郎看来，军事实力的增强和重化工业的发展对日本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军需品和重化工业产品都呈现出对金本位制国家的贸易依存关系，因此通过货币改革实现对以英国为首的金本位制国家的汇率稳定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三、《马关条约》与货币制度调查会的转向

　　正在双方激烈辩论之时，1894年7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于1895年3月30日签订了休战条约。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奧宗光议和。松方正义于是向伊藤博文提出建议，要求中国将战争赔款以英镑的形式直接在伦敦支付。正如后来的大藏大臣髙桥是清在传记中所写到：“伊藤一定是想要用以英镑支付的中国赔款，步德国的后尘，抓住时机采取金本位制。”　　

　　松方正义的建议得到了伊藤博文的采纳。《马关条约》的第四款规定：“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从1895年10月到1898年5月清政府交清最后一笔赔款，伦敦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下跌了20%，经阪谷芳郎计算，这在无形中使中国政府多支付了6500万日元的赔款。　　

　　对货币制度调査会中支持金本位制的改制派来说，《马关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是一个决定性的利好消息。1895年5月22日至6月12日，货币制度调查会召开了第三次到第六次全会，特别委员会就上述三项课题所做的报告进行讨论。第六次全会上，根据渡边洪基的动议，货币制度调査会结束讨论并就结论进行表决。调查会成员对前两项的调查事实全员一致通过，但是就银价下跌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利弊形成了两派意见。其中，认为利大于弊者10人，认为弊大于利者5人。就课题的第三项，货币制度调査会将其理解为“将来有无进行货币改革的必要”认为有者8名，认为无者7名。然而，在认为有必要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8名委员中，只有6名认为货币制度改革后应当采取金本位制，2名认为应当采取复本位制。1895年7月3日货币制度调查会的第七次全会上，货币制度调查会通过了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得出的日本有必要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调查报告，并与当天递交了大藏大臣松方正义。　　

　　然而，从上述调查报告书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调查报告的结论并不能反应调查会中大多数委员的意见。调查委员之一的原敬（时任外务省通商局长）就曾指出，货币制度调查会的第三项课题是“近来金银价格变动背景下日本现行货币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那么显然是应当理解为眼下货币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从货币制度调査会中所记载的各委员的意见来看，认为日本有必要立即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只占17名委员中的2名，即阪谷芳郎和三菱的代表庄田平五郎。而庄田平五郎认为日本应当实行复本位制，也就是说主张日本应当立即实行金本位制的只有阪谷芳郎一人。其次，在认为日本“将来有进行货币改革的必要”的8人中，如果除去支持复本位制的2人，则实际支持金本位制的只有6人，仍少于认为“将来没有进行货币改革的必要”的7人。因此，货币制度调查会报告书中的结论，实际是经过精心问题设计后的结果，并不能反应调查会中大多数委员的意见。　　

　　四、从殖产兴业到日本金本位的建立

　　1896年9月，松方正义再次接受天皇任命，组成了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并亲自兼任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以货币制度调査会成员之一、大藏省书记官添田寿一起草的《金本位实施办法》为蓝本，向内阁会议提交了制定货币法的草案，并经内阁和帝国议会审议通过。1897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决定实施金本位制的新货币法（1897年第16号法律）。该法律规定下调金银比价为原来《新货币条例》下的一半，1日元＝纯金0.75ｇ，于同年10月起实施。　　

　　将松方正义的金本位政策置于其以军事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战略中，则不难理解从1881年的松方紧缩到1897年实施金本位制中一以贯之的逻辑。1881年后，“殖产兴业”政策在新任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主持下进入以农商务省为中心的第Ｈ阶段。自担任大藏大臣算起松方正义在日本财政金融的中心的影响力长达22年之久。松方正义自上任伊始即开始实行财政紧缩、纸币整理的政策路线。松方把通货紧缩的压力转嫁给农民特别是地主以及地方商人的超均衡财政对其后的劝业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经济思想受到阪谷芳郎“军事经济并行发展论”的深刻影响。　　

　　如前所述，松方先于1882年制订了《日本银行条例》，建立日本银行，接着发布《兑换银行券条例》，实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于1885年5月开始发行“兑换日本银行券”，恢复了纸币对银币的兑换率。这标志着日本的中央银行制和银本位制度——近代货币金融制度基本确立。松方认为，在大隈财政时期，通货膨胀的利益多被农民享受，因而为弥补政府财政的破绽，自然应当由农民承担相应的牺牲。农民成为通货紧缩的受害者，并波及一般工商业。据《大藏省第八次年报》记载，1881年末和1880年相比，农家减少了7400万日元的购买力，其影响从自身直接或间接地波及商业，并呈汹涌之势，到1881年末出现了少有的不景气。松方正义撤销了从西欧引进的直接的保护劝桨主义，转而实行间接诱导。同时根据《第四十八号布告》等规定，强化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统辖，对补助金支付和返还，地方土木费、劝业费支出进行统一管制。这些措施尤其是后者，受到前田正名等新积极劝业派的严厉批判和反对。有人评价说，从1881年松方紧缩至甲午战争期间，“（劝业政策）是一种政策丧失的状况”。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对军事工业的投资。“自明治十五年（1882年），海军的横须贺造船所得以扩充，陆军的枪炮、弹药等生产设施均获得投资，现实了军备扩张计划在这一时期的展开。”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海军条例》，确立了海军军工生产机构“镇守府＇和军舰生产机构海军工厂共同运营；同时采取提携民营企业，并与之相互补充的方式发展造船业，并为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基础援助。　　

　　1895年8月15日，松方正义以大藏大臣的身份，将《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交内阁审议。这份实际由阪谷芳郎起草的关于＂甲午战后经营”的构想，是松方正义领导下殖产兴业政策的集中体现，并在其后的政策路线中得到实施。　　

　　这份《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以下简称《提议》）的核心思想是“军事与经济并行发展”。对于未来的财政支出，《提议》列举了扩军、建造制铁所、在殖民地铺设铁路和增税等具体计划。《提议》建议应从甲午战争的3.56亿日元的赔款中拨出1.8亿日元，用以海军新增20万吨军舰和陆军进行炮台建设与武器改良，以使常备军人数倍增。此外，作为“临时大计划”，《提议》中还建议从甲午战争赔款中拨出500万日元建造制铁所；同时，应当“顺应国费增加值增强国力的办法”，如延长北海道殖民铁路，在台湾铺设贯通南北的铁路线等；并建议对于可以获取收益的铁路和电讯事业，通过每年发行以1000万日元为上限的公债筹措资金进行扩充和改善。在大举增加军费，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提议》还提出通过增税的手段以“抵偿上述经费之财源"。　　

　　因此，在松方正义看来，比起传统产业的出口优势，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由于银价的持续下跌，明治政府大力倡导的军事化和工业化项目，以及所需进口的军舰和机械等昂贵的商品所导致的财政赤字。早在1887年银价大幅下跌时，松方正义就曾致信兵部卿，建议他谨慎选择从西方购置武器的时机。19世纪90年代，金融官僚（田尻稲次郎和阪谷芳郎）和海军官员日益对从英国和其他金本位国家进口的军舰、武器和机械价格的不断上涨感到不满，成为支持松方正义采取金本位制的中坚力量。　　

　　采取金本位制不仅使得日本从金本位制国家进口武器和机械的成本下降，日元的汇率稳定也使得日本政府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募集到军备扩充所需要的资金。伴随着英国在工业和经济上蓬勃发展，自16世纪以来以国际银本位体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本位的扩展而形成了新的金融基础。当时以松方正义为首的日本领导人非常清楚，想要从资源非均衡分布的世界金融市场上获得资源，实行金本位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正如添田寿一在《实行金本位的报告》中所写到的，日本实行金本位的首要目的是从西方资本市场上募集所需资金来实现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从现在（日本实行了金本位）开始，对日投资者应当可以确信，他们不会再因为银价的波动而蒙受不可预期的经济损失，这就可以使他们更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对日本提供贷款。如果我们能够对这种趋势加以鼓励，毫无疑问，将会使日本更加接近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我们想要从金本位国家以更低的利率取得贷款，以促进我国工业发展的愿望，无疑将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五、小 结

　　以1897年日本的金本位制选择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日本一战前金本位制相关的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是决定日本金本位制选择的关键因素，金本位制通过影响一国的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水平，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产生了不同的分配性效应，因而被作为实现产业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加以实施。　　

　　对于日本而言，采用何种本位制度主要会在以下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货币本位制度的选择涉及汇率水平的变化。就一战前日本的金本位制选择而言，采取金本位制意味着相对于银本位制而言较高的汇率水平。汇率的升高虽然会对日本的纺织业等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但也会降低进口武器和机械等商品在日本的国内价格，因而有助于日本政府实施以军事产业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货币本位制度的选择还涉及汇率稳定性的变化，采用金本位制意味着选择了更稳定的汇率，从而降低了与其他金本位国家的交易成本，也有助于日本政府以更低的风险溢价从伦敦金融市场上募集到军备扩充所需的资金。　　

　　对日本金本位制选择的研究具有以下的启示意义：

　　其一，在上述案例中,金本位制选择被作为政府执行产业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加以实施，为理解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工具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对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以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为关注点，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明治早期（1868—1889年）的殖产兴业阶段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产业政策实践阶段。在查默斯？约翰逊看来，自松方改革（1881年），特别是国会建立（1889年）和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对工业和外贸的政策多少带有自由放任的色彩。从政企关系上来看，自1881年松方改革之后，明治政府放弃了发展初期所采取的直接、全面干预经济的措施，开始将企业的所有权转给个人，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向了国家指导下的发展，但是现有的对日本发展主义的研究未能对这一阶段做出清晰的归纳。本文通过对一战前日本金本位制选择的研究，在研究时段上将以往对发展型国家的研究时段由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前推移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时，通过探寻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与国际货币制度选择之间的关联性，将以往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关注拓展到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其二，揭示日本在金本位制选择中有选择地利用国际力量的内在机制，为理解日本对外政策选择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在对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日本的政策选择与国际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不同观点。尽管以查默斯-约翰逊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日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中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战后的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出被动适应的特征，极少推行挑战体系的对外经济政策。现有的对日本金本位制建立主流解释也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将日本的金本位制选择视为“脱亚人欧”在日本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体现，而忽略了日本的金本位实践与其他欧美国家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对日本金本位制选择中国际和国内互动的分析，揭示出金本位制选择的过程主要遵循日本国内经济发展而非国际经济制度的逻辑，从而为理解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