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2020年年会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成功召开。我司李义虎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大会做主旨演讲。
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百余名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会议,会议设有五个分论坛。
上外李岩松董事长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表示欢迎,感谢对上外国际政治研究的支持。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副董事长陈志敏做工作汇报,强调“学会立会、服务兴会、规范办会、创新强会”16字方针,希望全力推动学会事业向前发展。上外副董事长查明建也做了重要发言。
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义虎教授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教授应邀在大会上做主旨演讲。杨洁勉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百年巨变和中国外交的政治领悟和学理研究”,他认为要在历史长河中认识和把握规律,提出在应变中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在战略运筹中增强理论自觉性。
李义虎教授做题为“关于中美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的主旨演讲,他从实证研究角度,围绕“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再认识”、“中美关系的一些现实问题”、“中美是否构成两极”等重大问题解剖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剖析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调整时,李义虎认为,中美关系的深度恶化,不仅由于特朗普上台执政,更在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调整是什么含义,意味着什么,先要搞清楚。就美国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三个报告,及今年发布《对中国战略方针》来看,美国内对华身份认知与战略判定空前一致。在大选年,特朗普政府不断发飙对华采取极限施压。美对中国崛起深怀战略疑虑,将我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就内涵和用语来讲都很重。其有二特点:一是含有前三届政府所没有的敌视成分;二是“修正主义国家”实际上比“战略竞争对手”更怀恶意,表明美已断定中国是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李义虎认为,之所以更看重修正主义国家的定位,是因为这涉及到国际秩序问题。中美竞争形式上是老大老二之争,本质上是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是国际秩序之争。特朗普政府使用“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有三重含义:一是意味着特朗普及核心团队是从长期战略角度和国际秩序的根本意义上看待中美关系的。“修正主义国家”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即对以美为首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倾覆者。美不会容忍中国在崛起的同时还要做规则的制定者、价值话语的提出者。奥巴马曾称中国是“大猩猩”,决不能让她制定规则;特朗普则表现出了更强的“反修”斗志。所以,三个报告出台后,美战略选择也就从过去的“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遏制、极限施压,导致今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深度恶化。
二是意味着美对华采取极限施压的做法,大大超过了当年打压日本的程度。由于它认定中国在这个秩序中获益最多,而且是最有可能是做到秩序顶端的那个国家,因而它对华打压超过了过去打压日本的情形。对华极限施压做法,从打贸易战开始,延伸为科技战,并蔓延到文化、人文领域。也就是,以全方位、“全政府”方式打压中国,采取了政治敌视、地缘遏制、经济脱钩、科技断链、文化霸凌等极端做法。这种情形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因此,中美矛盾并不是签订一个类似于“广场协议”那样的东西就能化解的,现在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中美矛盾的间歇。
三是意味着中美矛盾的长期性。美国无论谁当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都会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遏制方式、侧重可能有所不同,但中美之间的长期性、结构性矛盾是美当政者都要认真对待的,他们会更看重国际秩序问题,美很难接受中国崛起反映在国际秩序影响力提升方面的趋势,更难容忍这种趋势变成现实。
在谈及中美关系的一些现实问题时,李义虎特别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谈“十月惊奇”,其实不久前还有“黑色七月”问题,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而且,“十月惊奇”“可以分为国内版和国外版,国外版中最有“惊奇”效果的是中国版。有学者说,别管“十月惊奇”还是“十一月惊奇”,只要不落在中国头上就行。而“黑色七月”其实是中国版的预演,时间上大致延续到8月初。所谓“黑色七月”就是当时人们关注的南海局势。不管怎样,南海紧张局势是今年中美对立的焦点,美国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提高了在南海军事活动的频率和力度,出现了几个罕见的情况。对比而言,在南海、台海、香港、中印边境等的多个热点中,美均加大对我施压力度,但在南海有意升温热点寻衅滋事,存在着在南海挑起与我地缘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应该说,南海局势后来的化解和底定,是我发挥外交智慧、做出外交努力的结果。
李义虎认为,就目前来看,“十月惊奇”“更可能上演的是国内版,即美国国内因选举纠纷而可能产生危机局面。特别是,这次美国选举邮寄投票与选举人团制度纠结在一块,可能引发制度性危机。邮寄投票对民主党有利,选举人团制度对共和党有利。在政治极化下,可能导致出现社会撕裂情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其国内版比国外版有更大可能,但要警惕和防止国内危机发生外溢效应所致影响;再则,“黑色七月”比“十月惊奇”更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它反映的是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十月惊奇”反映的则是短期的、与选举有关的问题。
李义虎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现在是否两极格局,也就是中美是否构成两极?这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有很大影响,也需要探讨。虽然两极格局的观点尚非学界主流,多数学者对之并不同意,但仍需进行必要辨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两极观点仍是GDP思维的产物。就此,他强调了厉以宁的观点,即:GDP不只是数量问题,更要强调结构和质量,“结构比总量重要得多”。如清朝GDP远超英国,但打不过英国,因为农业GDP打不过工业GDP。现在,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中美虽然都是10万亿量级俱乐部成员,但中美国力的现实差距仍很大,现代化程度、软硬实力匹配方面的对比仍悬殊,而且军力差距连局座张召忠都认为相差20到30年。还有,就是人均GDP的巨大差距,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在这种情形下,说中美已构成两极,用结构的观点、GDP内涵的观点衡量是十分勉强的。
至于不少人认为现在有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两极了?李义虎认为,不是说有存在老大老二就是两极,在多极化里也有老大老二的问题。沃尔兹讲,结构就是排序、排列。就如同人们在排队买东西,10个人排队、5个人排队或2个人排队,就有排列的问题,就有第一、第二的问题。在回答国际格局转换的标志是什么时,李义虎提出,一个是极的数量的变化,即沃尔兹国际结构理论所进行的两次抽象,从国家行为体中抽象出大国,从大国中抽象出“极”。要看现有的几个大国谁能真正成长为“极”;一个是极的配置,如普京最近说的中俄军事结盟,如果真的发生,就是极的配置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因此,真正形成两极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确实整体接近或赶上美国或中俄等大国间的结盟演变。两极格局观点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是不符合事实,不是目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也不是发展的趋势。第二是大国没有这种战略意图,包括美中俄及德法英日,以及地区大国,假如美国有,它也是要搞单极化。第三是有害。因为这种结构是过去全面战争的结构,二战后是全面冷战的结构,现在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