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涉及到生产、流通、存储、加工、消费等多个社会环节，并与更广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面对部分国家陆续发布粮食出口禁令的现状，短期内国际国内的粮食安全形势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参与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成为亟待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第一，认识到粮食安全问题的系统性，将粮食安全领域的对外合作重心从种粮、运粮转移到如何在当地的整体经济政策生态环境下，更好地参与农业全产业链的转变中去。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有序运行，是国别、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合作的具体动议需要放在“全球农业”的框架下设计。

　　第二，应逐步引入“食料安全”概念，引导社会理性关注“粮食安全”。“食料安全”是指从营养保障的角度来说，能满足人类基本营养需求的都是食品。土豆、地瓜可以提供与大米、小麦同等的淀粉，蛋白不仅限于动物蛋白还包括植物蛋白。多年来，我们习惯将“粮食安全”等同于口粮、主粮，注意力狭窄地集中在种粮和储粮这两个环节。这就容易使大米、小麦等交易价格为金融投机所用，价格的“安全指标”成为他国对我外交施压的工具。引导国内公众和企业转为关注“食料安全”，政府鼓励设计政策拓宽收储和加工食物的范畴，可以有效地应对出现极端情形下国内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本能性动机，降低公众对“粮食短缺”的非理性恐慌。

　　第三，加强对农业基础的关注。基础不仅包括对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优惠政策倾斜，还包括对耕地质量、生态环境的严苛保护。这些都是粮食安全领域的常规性课题，主要力量还是在一国之内，外部世界需要找到具体有效的切入点，才能事半功倍。

　　第四，对外加强与国际食品贸易全产业链的交融深度。在食品和农产品交易环节，把中国做成亚洲地区性的贸易平台。通过开放市场，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食品加工、水产加工等相关产业链的参与深度，也同时有助于我国把握国际食品市场变化脉络。

　　第五，理性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粮食安全关系一国国计民生的基本保障，是各国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最敏感的话题领域。与粮食安全相关的国际合作、国际援助，首先要分析具体对象国家的利益所在，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展开确能落地的合作。除非是在大规模战争，全面性灾害的情形下，一个总体上缺粮的国家内，也有粮食产出丰歉之别，促进其国内调剂余缺，比单纯性提供粮食，便能收到“一石二鸟”的正面效果。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与各利益相关方求得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展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