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时所立足的现实主要是欧洲一体化，正是欧洲一体化的现实经验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直围绕着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进展展开的。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亚洲区域化的深入发展，有三个问题似乎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最近关于区域化研究的理论进展是什么？二是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三是中国学者参与区域化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限于篇幅，本文只从过去20年国际学术界关于亚洲区域化四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以及亚洲区域化的现实历史进程对以上三个问题做一探讨。

一　区域化研究：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正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冲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社会建构主义对自由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冲击尤其表现在区域化研究之中，特别是关于亚洲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

随着新一轮区域化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在过去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区域化的研究范式一直为国际关系理论论争所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四种研究区域化的方法：第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第二种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第三种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内政治研究方法；第四种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

1、国际机制方法

在国际关系关于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中，最为盛行的是国际机制研究方法。国际机制研究方法强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制度的建设。这种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跨国公司作用的评估，并在90年代由于区域制度建设的成功而得以加强，并由此先后出现了"港湾中的主权"模式和"国家权力弱化"模式。

国际机制方法在理论上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第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诸如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第二，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第三，区域安排或区域制度化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区域内各国政府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满足各种功能上的需要。换句话说，经济活动的扩张为国家规范经济交换，使其更加自由化创造了动力，从而提高了会员国的经济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再发挥核心作用。

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区域主义或区域合作被看做是区域经济活动的融合。在这种研究世界经济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方法中，欧盟作为一种制度，被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欧洲一体化模式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不但在欧洲获得了成功，而且也适合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正在进行区域化的亚太地区。

2.大国关系和国内政治分析方法

与自由主义不同，坚持现实主义的学者在区域研究上提出了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大国关系研究方法；一种是国内政治研究方法。

大国关系研究方法继承了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传统，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且将民族国家看做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现实主义主要有如下四个假设：（注：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and Beyond (3rd Edition),Allyn and Bacon,1999,p.55.）第一，国家是主要角色，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研究单位上，非国家因素，诸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换句话说，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层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属于高层政治。所以，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区域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方法。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中，区域主义被定义为与大国关系或霸权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过程。按照这种逻辑，区域化应该集中研究如下三个问题：（注：Edward D.Mansfield and Helen V.Milner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10.）用以推动经济交流的区域组织的形成；用以框定国际贸易的联盟政治；让位于区域集团的霸权。总之，从大国关系研究区域化，其核心命题是，没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经济合作就不存在。

国内政治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研究区域化的另外一种方法。与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不同的是，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上。这种方法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国家是一个自立的角色；第二，国家利益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发展。

将这种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应用于区域化研究之中，区域化被看做是一种与社会福利的提高以及国家利益相关的过程。从国内政治研究区域化主要强调所谓利益集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

3.社会建构主义：区域化研究的另一种方法？

在过去十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按照建构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温特的观点，社会建构主义主要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pp.391-425.）第一，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观互动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第三，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结构形成的，而非由外在于这个体系的人类本性或者国内政治决定的。

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区域化研究不同，从建构主义研究区域化，区域化被看做是一种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文化认识过程或社会化过程。

按照阿卡亚(Amitav Acharya)的观点，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区域化，有如下三个优点：（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e,2000,pp.3-4.）

第一，区域化可以重新对安全共同体进行社会建构。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合作被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重新定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利益。

第二，建构主义主张探究规则(norms)在框定国际关系过程中的深层次的影响。换句话说，建构主义主张，研究区域化要从探究集体利益以及集体认同的社会化对区域融合的影响开始。

第三，建构主义主张，在国际政治中，物质力量是重要的，但主观因素，包括观念、文化以及认同，在对外政策的相互作用中，不是第二位的，而是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的论争中，关于区域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从以往的理性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的转化。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学术界，虽然只有少数学者将建构主义用于区域化研究之中，但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诸如：阿卡亚(Amitav Acharya)对东南亚安全的研究；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对东亚区域建设的研究；巴雷特(Michael Barnett)对阿拉伯政治的研究；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对国家安全和亚洲区域化的研究；凯鹏(Thomas Risse-Kappen)对北约的研究，等等。

下面，我试图以东亚区域合作为例，分析一下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区域化研究中，其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转化的合理性以及面临的挑战。

二　亚洲区域化：四种相互竞争的区域合作观念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跃进以及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东亚已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比较活跃的地区，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东盟成功完成成员国的扩展(1999)；东亚10国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宣言》(1999)；"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启动(2001)。

在关于东亚的学术思考中，有四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第一种观点是"雁型发展模式"；第二种观点是"大中华圈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第三种观点是"势力均衡论"或"力量和谐论"；第四种观点是"东盟方式"(ASEAN way)。这四种观点在过去二十多年或多或少地左右着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

1."雁型发展模式"

"雁型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日本学者于1962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用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注：K.Akamatsu,"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No.1,Mar.-Aug.,1962.）按照这种模式，在东亚地区，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类似于雁型的方式进行的：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头雁，"四小龙"随其后，东盟国家收其尾。这样，通过投资和贸易，东亚地区融合为一个整体。

但由于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追求军事力量，特别是2000年12月15日，日本内阁以及日本国防部通过了一个"中期防卫计划"，这使得东亚国家对"雁型发展模式"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予以关注，从而使得东亚国家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大打折扣。

2."大中华圈论"和"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东亚中的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大中华圈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大中华圈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达：一种是立足于东亚的"朝贡体系"，认为东亚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国）"文明的接受者，"朝贡体系"是联系中国和其周边国家的纽带，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基础。"大中华圈论"的另外一种提法是海外华人以及台湾学者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即东亚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东亚的资本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正是儒家思想促进了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学术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1)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2)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3)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这可能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

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观念上截然不同的反应，不但使得中国很难在东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而且也使得东亚地区的认同愈来愈复杂。

3."势力均衡论"和"势力和谐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势力均衡论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苏联均衡的两极世界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两个阵营，即日本和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为一方，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为另一方；在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苏联-中国"大三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三角，即所谓的美-中-日三角关系。（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213～230页。）与此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势力和谐论"(concert of powers)。"势力和谐论"主要观点是，一个和谐的体系要求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第一，区域危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双边以及多边商谈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二，区域稳定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协议来维持；第三，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个和谐体系中得以缓解。（注：参见Nicholas Khoo and Michael L.R.Smith,"A'Concert of Asia'?",Policy Review,No,108,http://www.policyreview,org/AUG01/khoo.html.）

对于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论"或"势力和谐论"，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大国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东亚地区的部分小国对此持谨慎态度，有些国家反应则比较强烈，如下面提及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论坛"就是其中反对大国主宰该地区的最为强烈的一种反应。

4."东盟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融合方式，这就是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东盟方式"(ASEAN way)是对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尽管在60年代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外的美国，而且区域内也只有泰国和菲律宾参加，这就是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合作是1961年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东南亚联盟"，其目的是三国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抵制共产党，（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M.E.Sharpe,Inc.,1990,p.13.）这次合作由于菲律宾和马来亚关于北婆罗领土争端而于两年之后失败。（注：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89,p.3.）第二次合作是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席尼西亚于1963年建立的"马菲印联盟"，其目的是三个具有本土马来居民的国家相互合作，但由于每个国家都力图影响其邻国，所以这次合作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pp.13-14.）

东南亚地区成功合作的标志是1967年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简称ASEAN），尽管目前关于这一组织成立之初的性质学术界仍存在着争论，但在我看来，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五国联合起来的直接原因，这不仅体现在1967年签订的《曼谷宣言》中，而且体现在后来于1976年签订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86～87页、第94页。）从功能上来看，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主要被当作是一个政治论坛。

从1992年开始，"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开始了其重组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其成员国扩展上，而且表现在其功能上。就成员国的扩展而言，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只有文莱于1984年作为成员国加入，但在1992年以后，随着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以及柬埔寨(1999)相继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就"东盟"的功能而言，1992年以后，"东盟"一改过去那种主要作为解决地区争端的"政治论坛"，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倡导"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1998年倡导"东盟＋3"（东盟10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1999年签署"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倡导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功能开始向综合方向发展。

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区域合作的方式，即"东盟方式"，这种方式向以往最为成功的"欧盟模式"提出挑战，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学术界有时将其称为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

一般认为，"东盟方式"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注：Purificacion V.Quisumbing and Benjamin B.Domino eds.,EEC and ASEAN:Two Regional Community Perspective,Manila: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Law Center,1983,p.130.）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东盟方式"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中，而且被应用于东亚地区合作中，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东盟＋3"以及2001年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都是基于这些原则建立的。

三　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盛行，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如果存在，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何在？

1. 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的合理性

如果现在就得出结论认为，基于"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区域合作制度，所以存在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区域化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为时过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较唐突。在我看来，"东盟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区域化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理解这种区域合作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无论是对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现实历史进程，还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界从理论上审视亚洲区域化都是有益的。

(1)    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词比"全球化"更为时髦了，"全球化"不仅成为一个"摩登"的学术术语，同时也成为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口头禅"。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尽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但仍然有许多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东亚的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达到了顶峰。而对于东亚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挑战，世界体系论者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关于东亚的兴起，世界体系论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轨迹得出一个结论，即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注：关于这一命题比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以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1～316页。）与世界体系论相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的兴起。但与世界体系论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认为国家在东亚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市场的自由化，资产的私有化，福利国家功能的衰退，技术的扩散，生产和对外投资的跨国分配，以及资本市场的日益融合。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东亚的兴起主要是在全球经济要素的作用下发生的。（注：Scott Lash and John Urry,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Polity Press,1987,pp.196-198;Michael Hobday,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Edward Elgar,1995,pp.1-9,35-41,129-132.）

毫无疑问，全球化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因而使得政府在控制各自经济时比以前更为困难。但是，这种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东亚的兴起的观点，在理论上受到了批评，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因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经济作用，而忽视了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与政治推动力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联系。（注：James H.Mittelman,"Rethinking'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Global Governance,No,2,1996,p.190.）

(2)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社会-文化的定位

但由于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追求军事力量，特别是2000年12月15日，日本内阁以及日本国防部通过了一个"中期防卫计划"，这使得东亚国家对"雁型发展模式"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予以关注，从而使得东亚国家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大打折扣。

2."大中华圈论"和"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东亚中的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大中华圈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大中华圈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达：一种是立足于东亚的"朝贡体系"，认为东亚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国）"文明的接受者，"朝贡体系"是联系中国和其周边国家的纽带，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基础。"大中华圈论"的另外一种提法是海外华人以及台湾学者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即东亚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东亚的资本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正是儒家思想促进了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学术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1)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2)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3)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这可能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

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观念上截然不同的反应，不但使得中国很难在东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而且也使得东亚地区的认同愈来愈复杂。 

3."势力均衡论"和"势力和谐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势力均衡论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苏联均衡的两极世界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两个阵营，即日本和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为一方，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为另一方；在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苏联-中国"大三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三角，即所谓的美-中-日三角关系。（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213～230页。）与此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势力和谐论"(concert of powers)。"势力和谐论"主要观点是，一个和谐的体系要求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第一，区域危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双边以及多边商谈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二，区域稳定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协议来维持；第三，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个和谐体系中得以缓解。（注：参见Nicholas Khoo and Michael L.R.Smith,"A'Concert of Asia'?",Policy Review,No,108,http://www.policyreview,org/AUG01/khoo.html.）

对于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论"或"势力和谐论"，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大国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东亚地区的部分小国对此持谨慎态度，有些国家反应则比较强烈，如下面提及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论坛"就是其中反对大国主宰该地区的最为强烈的一种反应。

4."东盟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融合方式，这就是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东盟方式"(ASEAN way)是对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尽管在60年代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外的美国，而且区域内也只有泰国和菲律宾参加，这就是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合作是1961年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东南亚联盟"，其目的是三国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抵制共产党，（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M.E.Sharpe,Inc.,1990,p.13.）这次合作由于菲律宾和马来亚关于北婆罗领土争端而于两年之后失败。（注：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89,p.3.）第二次合作是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席尼西亚于1963年建立的"马菲印联盟"，其目的是三个具有本土马来居民的国家相互合作，但由于每个国家都力图影响其邻国，所以这次合作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pp.13-14.）

东南亚地区成功合作的标志是1967年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简称ASEAN），尽管目前关于这一组织成立之初的性质学术界仍存在着争论，但在我看来，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五国联合起来的直接原因，这不仅体现在1967年签订的《曼谷宣言》中，而且体现在后来于1976年签订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86～87页、第94页。）从功能上来看，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主要被当作是一个政治论坛。

从1992年开始，"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开始了其重组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其成员国扩展上，而且表现在其功能上。就成员国的扩展而言，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只有文莱于1984年作为成员国加入，但在1992年以后，随着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以及柬埔寨(1999)相继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就"东盟"的功能而言，1992年以后，"东盟"一改过去那种主要作为解决地区争端的"政治论坛"，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倡导"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1998年倡导"东盟＋3"（东盟10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1999年签署"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倡导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功能开始向综合方向发展。

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区域合作的方式，即"东盟方式"，这种方式向以往最为成功的"欧盟模式"提出挑战，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学术界有时将其称为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

一般认为，"东盟方式"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注：Purificacion V.Quisumbing and Benjamin B.Domino eds.,EEC and ASEAN:Two Regional Community Perspective,Manila: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Law Center,1983,p.130.）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东盟方式"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中，而且被应用于东亚地区合作中，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东盟＋3"以及2001年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都是基于这些原则建立的。

三　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盛行，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如果存在，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何在？

1.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的合理性

如果现在就得出结论认为，基于"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区域合作制度，所以存在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区域化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为时过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较唐突。在我看来，"东盟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区域化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理解这种区域合作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无论是对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现实历史进程，还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界从理论上审视亚洲区域化都是有益的。

(1)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词比"全球化"更为时髦了，"全球化"不仅成为一个"摩登"的学术术语，同时也成为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口头禅"。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尽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但仍然有许多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东亚的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达到了顶峰。而对于东亚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挑战，世界体系论者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关于东亚的兴起，世界体系论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轨迹得出一个结论，即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注：关于这一命题比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以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1～316页。）与世界体系论相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的兴起。但与世界体系论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认为国家在东亚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市场的自由化，资产的私有化，福利国家功能的衰退，技术的扩散，生产和对外投资的跨国分配，以及资本市场的日益融合。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东亚的兴起主要是在全球经济要素的作用下发生的。（注：Scott Lash and John Urry,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Polity Press,1987,pp.196-198;Michael Hobday,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Edward Elgar,1995,pp.1-9,35-41,129-132.）

毫无疑问，全球化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因而使得政府在控制各自经济时比以前更为困难。但是，这种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东亚的兴起的观点，在理论上受到了批评，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因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经济作用，而忽视了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与政治推动力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联系。（注：James H.Mittelman,"Rethinking'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Global Governance,No,2,1996,p.190.）

(2)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社会-文化的定位　

为了使本国的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收益，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地区范围内的联合，尽管也出现了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但地区主义的"地区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其中，为亚洲的区域化进程进行社会-文化定位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新的学术趋向。

在东亚，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并且出现了种种观点，认为走出这种危机的惟一途径就是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经济模式，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过程已经出现。事实上，我们只是比较容易发现，在危机后的东亚的政治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差异性以及不断加强的竞争性。在这种意义上，区域建设也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文化方面，就像其经济方面一样，在其中，社会和文化组织需要加以解释，就像理性主义者对其进行的经济要素的解释一样。对全球化的理解远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应该期望地区继续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继续发展。（注：Richard Higgott,"Review of'Globalization',"paper prepared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20 November 1998,p.15.）

"东盟方式"的出现表明：第一，在区域制度建设中，没有霸权国家的参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也能推动区域合作；第二，对于学术界而言，超越立足于欧洲区域合作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念上重新建构欧美之外的区域合作经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必要的。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概念体系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从亚洲区域化目前的进程以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亚洲区域化进程还处于初始阶段，亚洲学术界也远没有走出"欧美中心论"的理论误区。

2. 区域化的"亚洲方式"面临的挑战

"东盟方式"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方式，目前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为主要的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洲区域合作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东亚地区？二是在亚洲的区域合作中优先考虑的要素和层面是什么？

(1)优先考虑的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还是东亚地区？

基于"东盟方式"的"东亚合作联合宣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没有美国，东亚的合作是否可行？按照《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东亚只是被作为美国维持其对全世界全面接触战略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安全前景必然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去影响那些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国家-朋友和敌人-的行为。今天，仍然有人希望我们从世界中撤回来，而忘记了本世纪的一个重要教训：当美国忽视了世界的问题时，世界通常将它的问题带入美国的门口。（注：Department of Defense,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 1998: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 D.C.,1998,P.4.）在这种全球战略中，美国似乎喜欢亚洲-太平洋合作甚于东亚合作，关于这一点，美国曾明确声明：美国将双边、局部(minilateral)和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看做是建立推动新世纪亚太地区共同安全的一个多元的、灵活的框架。

但是，对部分东亚国家而言，它们更希望建立一个由东亚国家组成的区域，这种信念促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12月提出"东亚经济组织"(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后来更名为"东亚经济论坛"(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对此，马哈蒂尔曾明确地表示：毫无疑问，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东亚经济论坛似乎比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更能体现出一个独立的亚洲的声音。……东亚组织能够和北美以及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如果我们依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也同时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与大佬（美国）和另外一个大佬（日本）打交道的平台。小国必须谙熟于与大国处事之道。（注：Richard Higgort and Richard Stubbs,"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APEC versus EAEC in the Asia Pacific,"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ummer 1995,p.523.）

(2)    优先考虑的要素和层面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亚洲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相互竞争的观念，这些观念既存在于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围绕着在什么层面上进行合作，有基于亚洲太平洋或更为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与之相对的基于东亚地区或更为亚洲的"东亚经济论坛"；（注：Ibid.,pp.516-535．）也有基于亚区域的"增长三角"和与之相对的基于地区内部合作的"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有基于国家之间双边合作的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其相对的基于国家-地区合作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复杂，有多边合作，诸如东盟区域论坛；也有双边合作，诸如美国-日本联盟、美国-韩国合作、美国-泰国合作、美国-菲律宾合作、中-日安全对话等；还有局部合作，诸如美国、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对话。

所有这些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区域化都是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首先从理论上或观念上进行比较系统的构建。惟有这样，区域化的"亚洲方式"才能成为理论思考以及现实有效的合理的逻辑前提。

四　全球学者参与的区域化研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理论上一直主导着这门学科的思维范式，虽然这期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参与了这门学科的研究，但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学科。为欧美学者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既表现在教科书的建设上，也表现在其专题研究成果上。（注：比如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动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刊》(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以及杂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主要来源于欧美学者。）

亚洲区域化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向国际学术界、同时也向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学术问题：在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全球学者的学科，如果是，哪些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亟待讨论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曾将如下几个问题列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注：Pearson Frederic S.,and Simon Payaslia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9,p.483.）(1)霸权问题以及"货币选择"，即什么样的货币可以稳定全球商业；(2)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在市场以及贸易共同体中的作用；(3)经济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主要是欠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伙伴、劳动力市场以及原材料的供给者的未来；(4)政府在管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的作用，以及进行产业调整并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政策；(5)全球经济的管理问题，包括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区域银行对贸易、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援助以及发展的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同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有许多，如果从中国和国际经济体系关系的角度出发，如下几个问题可能是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们在未来首先需要回答的，这些问题包括：(1)能否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2)如何对待亚洲区域化；(3)如何看待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关系；(4)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是否应该以及能否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或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避免目前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中过分欧美中心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为艰难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这个自1840年就一直困扰着无数中国学者的命题，（注：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317-390页。）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从理论上重新建构中国的社会现实。

如同拉丁美洲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促进了学者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并产生了著名的"依附理论"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太区域化的兴起也开始促使学者们从欧洲一体化的视野中走出来，谨慎思考欧洲以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

东盟10国的经验以及基于这种经验在理论上所创造的"东盟方式"为全球学者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给了我们中国学者一个重要启示：也许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多种途径，但立足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仍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当然，这面临着许多困难，既有新理论范式建构上的，也有研究方法上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许我们在21世纪根本走不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这一方面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学者们在理论创造上的努力。

本文来源：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504/t20150428_16070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