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2014年5月5日报道：5月4日，习近平主席和bat365在线登录网站员工座谈，他告诉在场的国际象棋冠军侯逸凡：“回头给外交部的官员们好好上上课”，让他们也从棋局中学学博弈的道理和方法。
目睹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种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南方周末采访了bat365副经理王逸舟。
南方周末：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让侯逸凡给外交部官员而不是其他部门官员上课？请具体说说。
王逸舟：首先这个段子我不敢肯定，我看到完全不同的说法：让（侯逸凡）给他们（外交部）指导棋，让他们会“博弈”，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说具体只有当事人才能回答你。
但是现在很显然，我们从最高领导到军方到外交，都在面临很多新的情况；
过去每次（出国）就这么多人，现在出去（多）是好事情，但是同时也涉及怎么样能够保护他们的问题。
或者（再比如），中国（过去）没有重视海洋，但是现在习近平提出了海洋强国目标，这是好事情，但同时你目标又要实现，又不是单独你自己的海，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纠纷问题。
过去中国没有能源出口问题的，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能源都是自保的，所以没有外交问题；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铁矿石进口国，所以又有一个能源战略的外交问题。
这些问题用我们的话说都属于大国，特别是中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时候，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但是处理这些问题，就会使中国人得到提升，也会使我们领导人获得全新的视野和手段。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是必由之路。我觉得他们也有很多观念在调整，你也可以找出来，需要创新，需要斟酌，需要自我纠正。如果单纯具体某一个部门，打他的板子，好像也不对。新的情况出现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手段，远远地跟不上，怎么办呢？纠错适应然后再提升。
此外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看（中国的）各种重大规划和设计，发现其重点仍在于国内。中国决策和战略思维还是向内看比较多，向外看相对少，尤其缺乏细致的全球规划。目前，中国虽然已经迅速成长为大国，但仍然年轻，在心智育成、权力运用、战略设计方面，仍然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
外交要转变到为老百姓服务
我们的体制机制，外交的观念，外交的本身包括各种现有的安排对中国在全球走出去是不够的。一定要与时俱进。
南方周末：你提到外交体制需要改进。除了更多投入、增编制、提高其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之外，外交体系内部的改进还需要具体的措施？
王逸舟：实际上，立竿见影的，王毅已经尝试一些，比如说李克强总理这次在非洲也提到，要建立全球呼叫系统。什么叫全球呼叫系统？我们在全球世界各地，对我们在当地也是保护，过去没有联网，现在争取能够全球呼叫，信息的及时通达，预警时候我们自己解决或者协调当地政府解决，这是他的一个设想，这是当下正在建立尝试的，实际上叫做全球呼叫中国系统。
另外我觉得加强三大部门军方、商务、外交之间的协调很重要，我觉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它是统筹的，不是单管一个方面。它既管内政也管外交，既管外交，也管军事和商务，那么未来，过去那种不协调的现象会有所克服。我觉得这个新建的机构是新领导人的一个尝试，能更好地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
另外，外交也有一些新口号，比如新的义利观、新的安全观，是不是做到了我不敢说，但是他们思维是对的。就是中国要强大，但中国又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中国要维权，又要亲诚惠容。这些都可以看成当下的一些努力。但是真正的实现它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外交自身也要有一更高的要求，我们的体制机制，外交的观念，外交的本身包括各种现有的安排对中国在全球走出去是不够的。一定要与时俱进。
我这里只是提了几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外交目标要丰富。
最近提出来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实际上把一个外交的基础落到社会、落到民间。外交也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为普通人服务。现在每年走出去的将近一个亿，90%都是普通老百姓，职工、打工仔、游客、商人、探亲者这些人应该是我们外交服务的主体。外交战略涉及的主要对象，包括外交主要资源，外交人手、主要工作的目标。所以这个转型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性的，外交要从高政治、大议题开始，同时存在低政治的议题，为各种人服务的议题，或者是外海领事保护的议题，职工的议题。这次李克强总理出访也说了，外交就是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天就是国家的大局，地就是安哥拉二十多万中国劳工，让他们安全，高高兴兴出去平安回来就是地。外交官的观念也要转变，从以前接待领导人，转变为为老百姓服务，不要把外交搞得那么神秘，要普通老百姓觉得不是那么的难看，而是说外交就是在海外有事情，外交部门能够给你提供及时的援手和帮助。
“不结盟、不当头、 不干涉内政”：要讨论
今天中国外交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执行的外交原则，它不能固守原来的教条。
外交理念
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在全球是和它内政的变革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国内的这种向上健康的改革的态势，就不会有外交的大步前进，充其量就是小打小闹，小的改善。所以未来中国外交的进步和中国国内的进步是成正比的。我们既期待中国外交这种积极作为，创造性介入，包括不会被自己的原理教条化，也期待中国内政真正能够按照三中全会转型升级的要求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当这个改革在国内启动，就会变成外交作为的一个基石一个源泉。
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更大作为，或者是更建设性的国际角色，是和内政的系统进步、革新是分不开的。
南方周末：你说过，“不结盟、不当头、不干涉内政”做法需要讨论？为什么？继续坚持这一原则是否将有损中国的海外利益？你认为应该怎样改进？
王逸舟：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60周年，中国、印度、缅甸在60年前创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重要的准则。
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自己结合中国外交实践有些思考：
今天中国外交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执行的外交原则，它不能固守原来的教条。
我提到的三个主要的原则。第一个是“不干涉内政”。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在中国比较弱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像中国、印度、缅甸这种新独立国家，都希望在政治上不受摆布，所以在那个环境上提出了这个原则。今天它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一原则的基本核心是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决定自己民族、人民和国家发展前途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干涉内政”原则实际上是和主权原则、和当今世界国际法的原则，还有联合国精神是一致的，我们还是要坚持，这是核；但是不能把它固化。固化以后好像什么事情都畏手畏脚，缩手缩脚，尤其对中国这样越来越承担国际重大责任同时有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国家而言，就变成自我束缚的绳索了。因此我提出要创新和发展。创新才能使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新才能使中国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
我到很多国家去，人们总是说（中国）外交的实践和外交的“不干涉”原则，听上去总是不太对接；而我们很多的外交官，包括外交学者也始终没有解开这个结。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坚守它的核，核就是各个民族决定自己根本命运的权利，但是它的外延、形态要作出重大调整，特别要适合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各种全球挑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形成国际关系新的网络世界，是一个新的现象。因此从原则上讲，必须要有这么一种信心或者信条，坚持应该坚持的，同时发展创新形态、手段、实现的路径。
同样的道理，“不结盟”原则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后，同美国和苏联两大军事集团，两大联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使中国不把自己跟某一方绑在一块，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基本上就不树敌了，这同之前很明显的选择性地一边倒是不同的。
但是今天对不结盟政策要有比较精准的把握。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不结盟”就意味着对任何国家，任何区域不建立任何形式的重大的战略性的联系；另一极端就是中国现在要联俄拉欧抗美，这是现在有一部分学者，还有军界的人士的观点，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美国作为超强，经常围堵、封锁中国。我觉得，把“不结盟”的政策往两个极端拉都不可取。
中国在新的时期不能够完全地否定“不结盟”政策，中国还是要保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的军事集团结成同盟，要在世界上不树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同时，中国一定要学会嫁接各种机缘，要能够在各种战略支点上建立起自己的框架。
实际上最近一二十年间，中国建立了很多大国战略协作、合作对话关系。这个就是对传统的“不结盟”政策的补充，强调了中国要有区分对待，对不同的国家，要建立起自己的战略支点。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大，我们需要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友好国家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准同盟关系，或者叫紧密战略合作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对中国将来参与全球事务，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是非常需要的。
“不结盟”也要一分为二，守住它的核，就是不同任何大的军事集团结成同盟；同时要在各种缝隙中间能够自由灵活地穿梭，能够建立起全球不同层次的战略支点。
第三个对中国外交来说很重要的传统原则就是“不当头”。这个比前面两个原则更晚。这个“不当头”的原则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对外部的制裁封锁，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就是“韬光养晦”、低调做人，一方面继续在国内改革开放，一方面不称霸，不当头。
我觉得，今天对“不当头”、“韬光养晦”原则也要两分：一方面要继承谦虚谨慎精神，中国强大了以后，做一个谦逊的巨人，而不是随便拿大棒子打人，不去教训比自己小的国家，这一点精神我觉得要继续；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潜在的陷阱：当你总是说“不当头”的时候，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惰性——凡事不积极地倡议、不主动地发声、不去主动地出击。我觉得这一点也使中国外交给人感觉多少是比较被动，很多时候下先手棋的比较少。因此创新“不当头”的原则也是势在必行的。它的基本原则就是：
一方面谦虚谨慎，慎用武力，大小国家继续平等对待；另外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角色，要在很多事务上发声，拿出自己的方案，更多的时候作为有引导力的大国，有想象力、有智慧的大国。
我之前写了《创造性介入》三部曲，提到几个主题词。第一个叫有为：中国一定要有大的作为，要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二个词叫塑造：中国不能只是随大流，中国一定要主动塑造当今国际关系，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发挥更加有引导力的作用和角色。第三个是智慧：它不是靠蛮力，而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通过有想象力的方案，通过灵活多变、富有层次感的不同的杠杆和路径实现创新性的结盟。
警惕利益集团影响中国外交
一些大型企业在海外运营时也经常脱离政策的既定轨道，它们的决策、投资、开发行为未必就符合外交方针。
南方周末：你曾提出警惕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逸舟：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全球的人财物更加活跃，特别是我们的央企变成了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巨头，比如说矿业、钢铁、金融、货运等等，在世界各地非常活跃。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它们确实创造了财富，对公司利润和国家经济都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其中有一些公司在海外的行为因为不规范，也对我们的外交和总体决策产生了负面效应。
比如说，在一些国家开发时，不重视生态环境；或者是和一些政府达成了交易，但没有惠及平民百姓，没有入村入户，让普通人受益，而是让当地的利益集团甚至是腐败官员受益了。
一些大型企业在海外运营时也经常脱离政策的既定轨道，它们的决策、投资、开发行为未必就符合外交方针。这方面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投资和当地生态、当地人的需求之间产生摩擦。这些并没有很好地和外交部门、政府方针对接、协商。我们没能实现走出去的大目标，就是使中国的发展让世界受益。
另外，如何动用我们的外交、军事资源进行外交领事保护、维和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各部门中间并没有很好的协调。外交、商务、军事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当然，这说的不能很绝对了，但是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警惕。其它国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美国，过去一些石油巨子在海外投资，由于与当地不和，动用中情局、军队、外交资源，对当地横加指责，甚至从事阴谋活动。这在国外被认为是绑架国家利益的行为。在中国我们还没有到绑架国家利益的程度，但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们的外交产生干扰、负担是存在的，哪怕是局部的、个别的、少数的，但确确实实也对我们的外交总体战略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外交、军事是为全民、国家利益服务的，更不要说现在还要顾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必须要排除这些干扰和负面作用。
以人为本的外交服务对象更多的是普通的中国游客、职工、打工仔，而不是那些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外交部门如何实现以人为本、外交为民，避免出现国内一些政府官员的“傍大款”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公司为外交部门提供赞助的时候，需要认真思考、总结和反省。
也要了解一个变化的多样的复杂的世界
对于外国来说要理解一个复杂动态的中国。我们不够的地方就是：也要了解一个变化的多样的复杂的世界。
南方周末：习近平主席3月出访欧洲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希望欧洲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这会成为今后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吗？
王逸舟：习近平其实在欧洲也好，在国内也好，他之前和李克强总理接见二十一世纪理事会的人的时候也讲了：理解一个变化中的中国，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同样我也要说：对于外国来说要理解一个复杂动态的中国。
在欧洲特别强调了五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中国古老中国，一个是屈辱中国，近代中国，一个是社会主义大国，就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个是新兴的大国，就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还有一个愿意寻求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讲得很好。
但是我要加一句，我们不够的地方就是：也要了解一个变化的多样的复杂的世界。我们公众怎么去按照这种思路理解世界，包括领导、外交官。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简单化，要么就是觉得世界和中国很好的，要么就是想象成一个存心要围堵扼杀中国的。要理解一个成长变化的、复杂的中国，理解一个成长变化复杂的世界，这两个“要”都在发生，那么它们碰在一块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复杂性有多大，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让它们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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