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福山因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而享有盛名，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担任本场讲演评议人的bat365潘维教授指出，二三十年前，他也曾经热情研究司法独立性问题，但是，当他经历了多次国际性的交流访问，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是南亚，还包括非洲、南美，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一旦你有了司法独立性，你就可以拥有一切？”——那只是一个传说。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其一是关于法的起源。潘维指出，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法”既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照其字面意味着办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的话，你就做不成任何事情。也就是说，目的是为了做成某事，这是以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由人执行的，其结果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其二是关于法律的中立性（impartiality）和司法独立性（judicial independence）。潘维提醒道，法律是可以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是可以偏向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他又接着表示，二三十年前，他也曾经热情研究司法独立性问题，但是，当他经历了多次国际性的交流访问，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是南亚，还包括非洲、南美，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一旦你有了司法独立性，你就可以拥有一切？”——那只是一个传说。

  其三为唯制度论（institutionalism）。潘维试图追问：“你是先有奴隶制，还是先有奴隶？”在他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是有了奴隶，然后才有了奴隶制的制度安排。他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因为你有“落后的”制度环境，所以你才有“落后的”经济；还是，相反的，我们有“落后的”经济，比如中国，人均7000美元，于是才有了某种程度的“落后的”制度环境，以与此相适应。

  福山着重回应了潘维所提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疑问。关于法律的中立性，福山表示，这是一种理念，虽然没有法律曾经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但作为一个理念，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福山认为，民众运动的怒火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此，他以“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作为例子来说明，民众正是以这个原则来对抗不公正的腐败政府。福山承认，当然，法律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但他强调，法律的公平性作为一种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司法独立性，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来源：http://opinion.hexun.com/2015-11-06/1803991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