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秩序这个词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描述现存国际秩序时经常所用到的一个词，这个词实际上也是西方现代霸权很重要的元素和基础。显然自由秩序这个词里面有非常鲜明的西方中心的视角。

   上个月，我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当时我在会议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天我在慕尼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西方朋友提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要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且问这个问题时带着某种焦虑。事实上，当他们谈起国际秩序的时候，带着西方中心的视角，仿佛他们拥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产权”。西方人在国际秩序表述中，一说起中国，明显带有一种语境，“你是不是要挑战、要推翻现有秩序？”他们认为这个自由的秩序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导所建构起来的一套所谓的规范和规则运行下的秩序。这样他们看中国的时候，就带有一种傲慢的心态：“你必须表现很好，这样才能获得资格参与到现有国际秩序当中”。显然，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有一种荒谬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好比量子物理一样，中国到底在不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既在又不在。我们当然是在现存秩序中，但是自由秩序的叙事认为从合法性角度上讲中国不是。因此，当西方决策者、学者用自由秩序这样一个概念描述现存的国际秩序时显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次在慕安会上感受到我们处在深刻变化的历史时刻，美国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危机掌握世界局势的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世界对于所谓美国领导的依赖还很明显。譬如，美国国务卿克里做了一个演讲，他的讲话其实没有什么内容，虚大于实，但还是引起很大的反响，这说明“多极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实现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个感触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在升高，包括在会上，新加坡国防部长还有很多美国嘉宾公开承认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大国，而且认为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只不过在安全事务方面似乎还不太尽如人意。因此，客观来讲，无论从观念到能力，中国离真正的全球领导型大国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已经是国际秩序变革，乃至重塑国际秩序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对智库而言恐怕要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国别和地区研究、以及对全球治理等问题领域方面的研究。我们如果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发出中国的声音，讲清中国立场，提出中国的方案，一步步实现国际话语突破，这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变革中非常需要做的一件工作。

   关于中美关系的“两个秩序”

   我研究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冷战大背景下，中国实际上是不承认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当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反美帝国主义，后来变成同时反修。从战略目标设定来看，把那时候和现在对比，现在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目标，或者说对国际秩序战略设定上面，其实是比较内敛，或者是内向的。为什么直到1972年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才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从国际关系均势理论角度来说，当上世纪60年初中苏开始出现分裂的时候，中美就应该走在一起，但实际上一直拖了10几年，我研究发现恰恰是因为中美当时在国际体系当中相互位置的认识产生了矛盾，我把它称为“偏好困局”。中国不承认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而美国反过来也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它甚至连外交上都不愿意承认中国。这样的战略目标对双方来讲都超过了其力量的界限。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到后来都发现这样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所以才有尼克松最终承认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而中国也意识到没有能力挑战美国。

   我之所以花时间讲这段历史，是想说明，我们如果看待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60年代也有中国崛起问题，只不过那时候崛起主要是政治层面，一部分军事上面，特别是中国拥有核武器之后实现战略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从经济实力来看并不匹配。

   我们研究那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教训，即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战略目标上一定要最后回归理性，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王帆老师的观点。现在中美两国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需要战略的自我克制，需要对自身力量的自我约束，还有战略目标设定上的自我约束，这是很难的。我认为战略约束、自我约束是国际政治中稀缺的美德。但中国和美国都要意识到这一点，做到这点对双方都非常重要。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zl/2016-04-05/zl-ifxqxcnr53455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