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治国的思想方法”谈六点个人观察，请各位指正。
一、认识论：
强调意识形态还是强调问题导向？
意识形态人人都有，但治国不能靠意识形态。向往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和法治不是问题，仅仅依照美好蓝图短期内推出几百个“顶层设计”就未免有脱离实际之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即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抓主要矛盾，让国家在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前进。
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眼下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谁是人民？社会中最广大的劳动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信任党和政府竭力为人民服务而非为权贵服务，信任政策稳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温饱问题，我们靠市场化把问题解决掉了，非常成功。自那以后，主要矛盾逐渐演化为百姓患不均。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养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不均导致养小孩、送老人越来越难，不均也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不平等不是问题，是必然；但社会日趋不平等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扩大，百姓养小孩和送老人越来越艰难。社会越来越富裕，体育文化却成了奢侈，大众越来越老无所依，越来越不敢花钱、生养、看医生。市场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本身就是矛盾之源，均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以解决人民生活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核心任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党才接地气，有根基，才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相信社会至上而非资本及个人权利至上。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百姓而言，就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大家庭”的互帮互助，壮年帮老年，没病帮有病，有钱帮缺钱，有知识帮缺知识。
中华民族的兴衰从来不决胜于市场，而在乎能否维护“大家庭”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历史上，没有“常平仓”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兴起。在今天，要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还是满足于少数人的现代化？“以个人为本”，还是“以人民为本”？这不仅是思维方式问题，更是政治方向问题。
二、经济：
强调体制改革还是强调经济发展？
市场除了供给就是需求，供需平衡要靠市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市场问题，倘若政府以此为工作重心，就难以避免一些“揠苗助长”的冲动。打压第二产业去提升第三产业比例，如同打压第一产业去提高第二产业比例，实乃自欺欺人。
国际市场低迷，出口制造商自然会衰落，自然会升级自己的出口产品。便宜马桶盖适应国内廉价品市场，市场需求变了，高级马桶盖早晚会有，政府无须为此操心。廉价品生产无法持续，环境也就改善了。劳动力市场向供方倾斜，工人工资提高，这分明是好事，在什么立场上反而成了问题？改革企业所有制、耕地所有制是我国的紧迫问题吗？是大多数百姓要求所有制改革，还是极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偏好所致？
短缺靠市场解决，但过剩就要具体分析了。是垃圾可以靠市场解决，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干预再分配来解决“市场失灵”。谁想要什么“成熟”的纯市场经济？我国分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来回折腾金融货币政策，来回折腾供给和需求这俩空洞的市场概念，不如去改善经济基本面，抓住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低迷的罕见战略机遇期，落实一个个能促进公共利益和经济进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消化所谓“过剩产能”，在人均基础设施上接近发达国家。
市场与政府两分以及孰重孰轻的讨论是笔糊涂账，而且极具误导性。“三生万物”，人民的利益诉求就是市场和政府都要服务和服从的对象。真空里的纯市场只是为帮助理解现实而画的一条“辅助线”。现实里没这条线，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治国靠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政治家能执政，因为他们能实现百姓的具体诉求。
百姓日常生活里没有供给侧、需求侧这种抽象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物价稳定、生活稳定、社会井然有序。再高个层次，就是养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来越困难。与这需求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识形态和外国的要求。我党赢得政权，不是因为主义或“辅助线”，不是因为谈论抽象的大众利益或大众过去与将来的利益，而是因为满足人民眼下的具体利益，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因为“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政治：
强调制度还是强调政策？
当今流行历史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是有个好制度就有好结果？还是在同样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结果？改制从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而是冷战后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强硬诉求。既然热衷“改制”还谈何“制度自信”？
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我举下面四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琐、混乱、互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习惯法系。我国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随意、懒惰。
第二，“政府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个人法无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纪欧洲商人为制约国王提的一个口号。都21世纪了，国家开支普遍占GDP半数，哪国还在喊这四百年前旧欧洲的口号？若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不仅法律会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鲜有愿担当、敢作为的行政官员，懒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惯例法随机遴选陪审团就是要断案服从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绝法条主义。
第三，政策只惩罚犯规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不同；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都是“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国宪法好，却没能防止立宪八十年后爆发大内战。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末王莽热衷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改制，被历史无情嘲弄。
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四、社会：
以民为本，动员和组织人民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已有三千年了，是中国政府的最大特色。共产党人对这理念的贡献是坚决拒绝权贵精英们的慈善、施舍，强调依靠群众，以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推进现代化事业，引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民国期间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乡建”专家组织教育慈善，两人费半生之力建了几所小学。新中国初兴，我党组织人民一夜间就建起了百万所小学。村村有小学，政府没花一分钱。组织起来的百姓力大无穷。共产党人曾用至诚感动了这个“上帝”，引导他们推翻了压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百姓是政府的“用户”，百姓的“用户体验”是政府的生命线。20世纪全世界风行民主理念，中共“群众路线”体现的民主独具特色。
养小送老的钱从哪里来？从13亿百姓自己的腰包里来，我党主要负组织责任。让市场逻辑主导教育和医疗是不道德的，而且会继续扩大不平等，扩大人民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靠谁？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让人民自己维护自己社区的秩序。共产党撑腰，让群众起来压制社区恶霸，不容许极少数人劫持和侵犯大多数人的权益。我们不能再靠雇佣越来越多的协警、城管去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利了。
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不仰仗社区自治而能单独治理社会。其中的道理有三个：第一，成本太高，政府财政无法承受这个无底洞。雇再多的临时执法人员也解决不了社会秩序恶化问题，甚至临时工本身也变成了社会秩序问题。第二，科层机构分门别类执法，管不了小事。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件小事都在各种法律的交叉、边缘和灰色地带，政府不可能对每件小事组织联合执法。第三，法律管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小事要依照本地风俗习惯来管。
因为政府单独无法治理社会，所以眼下才有很多基层政府靠黑社会维持秩序和办事。而今社区自组织全面瘫痪，群众散了，社会失序了，无赖恶霸漫天要价，在所谓“个人权利”名义下侵犯社区群体利益，以至政府的巨额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投不下去。
中国共产党原本极善于组织群众，或者说就是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家的。群众与人民有何分别？有组织的群众就成为人民。群众渴望有组织，共产党不出头组织，其他势力就来组织。
五、党建：
党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
“党八股”让百姓莫名其妙，“洋八股”让百姓云里雾里，党八股、洋八股看似相互对抗，其实是一回事，左右都脱离群众生活的实际。党为什么无法像过去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因为党的领导体系本身已经全部融入政府执法办事的科层体系。党管政府，但自己就是行政化了的政府就谈不上管政府了。同时，政府也就是党，执法办事的官员就忙于政治学习，靠写学习感想升迁；政府预算的硬约束也被日渐政治化的行政瓦解，跟着不断变幻的政治口号花钱。于是，行政系统执法办事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准反而不重要，荒唐的事频繁出现。
党的职责是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也就能对各地群众有什么难处，最关心什么，想要政府做什么，感同身受，从而指令政府去办百姓要的事。因为密切联系群众，懂得群众想要什么，认真为群众办事，党在人民中就有威望，其日程和目标就不会被资本、媒体、外国、意识形态所劫持。
去掉官气、去掉“党八股”和“洋八股”的学究气，接上地气，党就能防止自身变质为乌托邦或权贵的代表，就能让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让我国出现生动活泼的大局。
“党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不是“党政分开”，党政不能分。“双去”是让党去官气、接地气，保障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加强党的领导；也是让行政服从党的指令，全力、专业、高效率地执法办事。这是我党的老办法，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模仿中共获得成功的要诀。
六、文化：
服务于亲近群众、组织群众的需要
中华主体文化有天然弱点。第一，中国小农自私自利、散漫无组织，这使得中华民族组织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第二，我国是主体族裔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与辽阔边疆地区的少数族裔乃至全世界的人有天然的沟通困难。第三，小农文明有重物质的基因，非小农文明有重精神的基因。
精神生活强调的不是“以物化人”而是“以文化人”，鼓励为来世的乌托邦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因此，以汉人为主体的文化很难开疆拓土乃至稳固边疆，也同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矛盾重重。我党信奉“无神论”，就有了党员干部在新疆、西藏等地不得进寺庙的规定。但那里群众的生活一半是精神生活。不懂宗教，拒绝进寺庙，怎么动员、组织、引领群众？何况党员干部在内地是可以进佛教寺庙的，不好尊己慢他。满清诸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敬喇嘛却不入教，还对活佛噶尔丹领导的准噶尔叛乱进行了无情打击。开疆拓土、稳固边陲，满清一朝利在中华，功在千秋。
从组织群众的需要出发，我党就应该奉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组织群众的需要出发，我党还应让自己的文化政策与时俱进。信教的社会有先进也有落后，不信教的汉人社会在世界上也谈不上先进。宗教与社会先进落后没什么大关联。我们共产党人向不以神祇为对手，信神与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目标而奋斗没有天然矛盾。重精神与重物质的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学习才能和谐相处。这是与国内少数族裔的相处之道，也是与他国人民的相处之道。从亲近和组织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的文化就能逐渐改善，从隔离逐渐融入世界。
以上从认识论、政治、经济、社会、党的领导、中华文化总共六方面谈了些个人看法，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我们在所有重要名词前面加“中国特色”这个前缀。什么是“中国特色”？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实现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执政，就是“中国特色”。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治国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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