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大局依然稳定
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要观察世界大局和两国国内大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两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贫富差距加大，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暴恐活动频发。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失序”现象有所抬头，迫切需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国际秩序建设，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防止地缘政治对抗。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判断，坚持改革开放，重申和平发展道路，对周边国家继续奉行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贡献者、建设者，而不是要在国际上“另起炉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努力加深同美国官方、企业界和民间的接触。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以来，内外政策都有明显调整。对外政策坚持“经济优先”原则，强调多边外交和巧实力，海外动武谨慎，缩减国防开支，奉行“不干蠢事”原则，同古巴、伊朗等宿怨很深的国家改善关系，但美俄关系僵化，反恐形势严峻。奥巴马总统多次重申，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保持对话，尽管出现了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仍然避免了正面冲突和严重危机。中美两军已经逐步建立起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交流机制。中美双边贸易额有超过中国同欧盟贸易额的势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相关州的经贸合作机制成为新形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两国人文教育交流持续扩大，双向旅游越来越便捷，人数迅速增加。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亮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是基于事实的重要判断，而绝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
三大反差凸显“新常态”
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但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这种脆弱性和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反差。
首先，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加紧了防范、牵制活动。美国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巩固其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拉拢一些同中国有领土纠纷或历史芥蒂的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继续发展对台军事关系，无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是否要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疑虑。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如在南海或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相互碰撞的突发事件，极易转为严重的战略对抗，直接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冲击国际秩序。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大大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国内外形势主要渠道的趋势之下。更何况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宣扬有关对方国家和双边交往的“好事”，可能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在今年美国大选进程中，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保证在当选后会采取更加坚定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实际效益，也加大了达成某些战略谅解的难度。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和政治冲突。
第三个反差是战略思维层面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威胁，没有之一，据此很容易想象美国也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其实，从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实际外交活动、军事部署看，中东动荡、极端势力、暴恐活动、俄罗斯挑战，牵扯了美国的巨大精力。中国崛起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几大挑战之一，而且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往往不像美国面临的其他国际危机那样迫在眉睫。这种战略思维上的反差，容易使人夸大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的言论过于敏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扩大合作面。从长远看，防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上述三个强烈反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为强烈。可以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但谈不上进入了“摩擦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或者一直会“螺旋式下滑”。
规则之争
在许多国际领域，中美都坚持同样或相近的规则，这正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但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规则之争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在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单位实现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民主化”。这两大规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试图制定或强化限制国有企业发展、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其中有些(如歧视国企)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参加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犹疑立场，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对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扩大投票权和人民币国际化态度消极，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工具限制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试图“规范”中国内外经济政策和行为，树立和保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两国经济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过去更加突出。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强调在南海等问题中的领土主权原则和权益，而美国人坚持说南海绝大部分海域为公海，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在这一规则争执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视对方为威胁本国网络安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两国的关注点很不一致：中国更多关切对国内网络的政治渗透，而美国关切“网络黑客”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或攻击安全部门网站。
“新常态”下怎么办
我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在2012年联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建议双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开展新的对话，以减轻相互的疑虑。我发现，4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国人担心，不管是谁2017年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美国人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观念，对邻国、对美国都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互疑增加，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部分。
我和李侃如在这份联合报告的结尾处说，如果减少相互不信任的措施被证明无效，那就需要两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管控分歧，降低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实现合作的最大化。我认为，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我想，“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
文章来源：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8/93300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