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末起，地缘政治上的“苏东地区”开始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动，即所谓的苏东剧变。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个地区的社会制度、国家结构、地缘政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的苏联模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其中尤以西方模式为主。由于原有的特征已经没有了，“苏东地区”变成“原苏东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成为新的德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23个新的民族国家。加上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五国，“原苏东地区”一共就有28个国家，它们分别属于欧亚大陆不同的次区域。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位于欧洲东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位于中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位于外高加索,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位于中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位于东南欧。这六个不同的次区域在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历史传统、民族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差别很大，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别也很大。这些差别就成了“原苏东地区”最近30年发展的基本底色，映衬的是多样化和复杂化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

　　一、一元的“苏东地区”和多元的“原苏东地区”

　　“苏东地区”和“原苏东地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苏东地区”是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概念，包括苏联和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八国，都是Communist Party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原苏东地区”是由“苏东地区”演变而来的，包括苏东剧变之后在地理上位于原来苏联和东欧版图内那些延续下来的国家和新出现的国家。但在存续时间、内涵和性质上，“苏东地区”属于消失的，而“原苏东地区”则属于现存的。从社会发展模式上说，前者是一元的，而后者是多元的。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开始时称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简称苏联）。在地理位置上，苏联虽然横跨欧亚，但重心在欧洲东部，地理上属于东欧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存在了近30年。在这过程中，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以政治上过度集权、经济上过度集中的社会发展模式，称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八国组成。与苏联相比，“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位于中欧，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国家与大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比如，在法国的支持下，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三国建立了具有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小协约。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德国是德国的一部分，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站在法西斯一边，属于轴心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亲法国和英国，但都没能逃过被法西斯国家侵略和占领的命运。其中，波兰1939年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但是，无论哪一类国家在外交上都没有与苏联结盟的；第三，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有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的是君主国，德国还是法西斯国家。在经济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但发展程度上差别很大，有的是发达工业国，有的是工业—农业国，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国甚至是农业国。总之，它们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没有共同之处，基本上属于实行西方模式的“欧洲国家”，只是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很大。

　　然而，是什么因素促成差别如此之大的苏联和这些国家走到一起，组成了“苏东地区”呢？

　　有关这些国家在战后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著述都比较强调这些国家的某些共性，如Communist Party的领导,人民的意愿,反抗或抵抗法西斯运动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比如，从Communist Party的力量角度说，在后来这些成为“东欧”的国家里，Communist Party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了，但总体上说都是规模较小，处境艰难，活动有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也只是反法西斯抵抗力量之一。战后，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的Communist Party外，其他国家的Communist Party战后初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甚至还不占主导地位。高放先生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Communist Party也已建立，虽然绝大多数在国内都处于非法地位，但已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相比而言，在后来成为“西欧”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等，Communist Party不仅人数甚众，而且拥有可观的武装力量。1945年底，意大利Communist Party有党员177万，法共有党员81万。在希腊，“希共党员多达40万人，人民解放军拥有正规军７万多人，民族解放阵线有成员150万人。他们控制着全国2/3以上的地区”。可是，“东欧”和“西欧”的Communist Party后来的命运却不尽相同甚至恰恰相反。力量较弱的“东欧”的Communist Party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而力量较强的“西欧”的Communist Party只能在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中求生存谋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苏、美、英等大国对战后欧洲的势力范围划分，使这些国家分属苏联和美国控制的两个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苏、美、英则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它们不是一般国家之间的联合，而是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方两类国家之间的合作。1941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英美正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它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同时相互关系也很复杂，自始至终伴有讨价还价和明争暗斗。单从欧洲战场上的格局看，英美与德国的战场在中欧的西部和南欧，而苏联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战场在中欧的东部和东南欧。1944年春，苏联红军把敌军赶出国土后,越过苏波边界迅速向中欧和东南欧挺进。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密谈就今后它们的活动区域、范围和程度的划分达成了默契，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巴尔干百分比”。以后两国外长又多次协商，这个百分比的具体比例也有改动。最终,中欧的东部和除希腊之外的东南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苏联红军在追歼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过程中，先后解放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消灭了匈牙利、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势力，清剿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国军队，配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没有到过的只有阿尔巴尼亚一国。战争结束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由苏联占领。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了战败国，盟国在这些国家中都设有管制委员会。委员会名义上由苏、美、英三国共管，但实际运作中却本着谁占领、谁负责的原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苏联。“这次战争同过去的不同，占领土地的人也要把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只要他的军队有力量这样做。不可能是别的。”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主要是由Communist Party领导的,因而在表面上与苏联的联系十分密切。“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很久以前就分成两个各自单独发展的部分，一部分与古罗马和天主教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与拜占廷和东正教联系在一起。但是，二战之后，这两个欧洲之间的边界向西移动了几百公里，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的国家蓦然发现自己此时处于东方了。”这段话反映了一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民众的心态,也是后来它们反感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隐形底色。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４５年中，“东欧”或“东欧国家”同“西欧”或“西欧国家”一样，表明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受特定时空规范的地缘政治概念。“东欧国家”并不在欧洲的东边，而“西欧国家”也不只是在欧洲的西边。所以，从诞生时起，“东欧国家”就与苏联紧紧地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为了牢牢地控制“东欧国家”，苏联先后主导建立了三个地区的组织，即在政治上控制东欧国家的“Communist Party情报局”（1947-1956年）、在经济上控制东欧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1991年），以及在军事上控制东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1955-1991年）。在冷战期间，“苏东地区”与美国、西欧的全面抗衡和对峙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苏联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则是“苏东地区”的主要连接纽带。20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制度变革。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苏东剧变，但就其实质而言，它意味着苏东国家全面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Communist Party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1991年，长期控制东欧的苏联也解体了。没了苏联、马克思主义、Communist Party和社会主义这些基本要素，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东地区”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在称谓上，各种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了“中欧”“新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和“后社会主义”等各种说法。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坚持自己属于西方民族的人（如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莱茨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还提出了“东中欧”概念，以此说明它们的国家位于“西欧的东边”，而不是“东欧的西部”。

　　在社会制度剧变之后,“苏东地区”的国家构成也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德国于1990年5月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合并成新的德国,苏联于1991年底分裂成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5个独立主权国家。南斯拉夫于1991-1992年间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则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2003年2月，南联盟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2006年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最终分手，成为两个独立国家。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正式分离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至此，原苏东地区的九个国家演变成了大大小小28个国家。

　　苏东剧变后果就是剪断了把苏联和“东欧”绑在一起的纽带，不仅苏联模式不再存在，而且作为统一制度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剧变之后的国家或剧变之后新诞生国家都不再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上都从一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也从依附于苏联转向依附欧盟和美国。它们与俄罗斯都保持着疏密不同经济联系，但几乎没有亲近者。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的“苏东地区”为多个次地理区域所取代，28个国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中欧、东南欧、东欧、波罗的海、外高加索、中亚等六个次地理区域。没有了冷战的藩篱，没有了苏联的阴影,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论是这些区域还是区域里的国家都不再有任何共同的硬性约束，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上五色缤纷，差异性非常突出。

　　另外，在苏联和地缘政治上的“东欧”的原有空间上，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目的进行了重新组合，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称谓的地区性组织。

　　在“原苏联地区”，苏联解体后，除波罗的海之外的由原加盟共和国演变而来的国家组建了进行多边合作的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分别于1993年12月和1994年4月加入，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先后于2005年8月和2009年8月正式退出。不难看出，独联体的范围所及要小于苏联。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角度考虑，独联体国家由于多为苏联的近邻，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国防、民族、安全等领域都是俄罗斯要优先考虑的。因此，独联体通常也被称为“后苏联空间”。另外，在独联体内部，与俄罗斯关系比较微妙的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等四国于1998年成立一个非正式地区联盟，其名称由它们英文国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称“古阿姆”（GUAM）。1998年，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入了这一组织，但2005年又宣布退出。“古阿姆”的主要目的是要共同建设一条向欧洲输出里海油气的运输走廊，以此加强成员国与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不过，这个组织有很浓厚的反俄和亲西方色彩。

　　在中欧和东南欧地区，1991年2月，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领导人举行会议，经过协商一致决定在建立多党议会制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相互交流经验，在加入欧共体方面协调行动，加强彼此间合作，成立区域合作组织。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三国也被称为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后，维谢格拉德集团变由四国组成，即V-4。加入欧盟后，四国仍然通过领导人每年定期会晤和议会之间的对话机制来扩大维谢格拉德集团的作用和影响。1992年底，维谢格拉德四国在波兰的华沙签署《中欧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也都参加了这个协定。2007年5月，《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改称为《东南欧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成以巴尔干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合作组织。除此之外，巴尔干国家1996年还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立了东南欧合作进程和地区合作委员会，后一个组织的前身是《东南亚稳定公约》。

　　总之“原苏东地区”与原来的“苏东地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在“原苏东地区”，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和同一地理地域中的各个国家之间都不可相互指代和替代。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过去时的，即它们或它们的母体都曾是“苏东地区”的一员。

　　　　二、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的30年

　　对于从“苏东地区”到“原苏东地区”的社会变迁，学术界多使用社会转型或者社会转轨。201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研究员主编的一套四本的《曲折的历程》，分别论述了俄罗斯、中亚、中东欧1989年以后25年的社会转型。“本套丛书所论述的转型系指原苏东国家在发生剧变后对各种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主要内容是，由原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体制过渡。”一般而论，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这种社会变迁始于“苏东地区”而终于“原苏东地区”。

　　但是，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具体到民族、宗教、历史、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等多种因素迭加在一起的“苏东地区”来说，社会转型这种现象就更加复杂。从“苏东地区”向“原苏东地区”的社会变迁，也就是从苏联模式向西方模式的社会转型。苏联模式是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形成并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式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方法，其基本内容是政治上Communist Party单独执政、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对外关系上强调的是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和斗争，特点是单一性和非均衡性。虽然在细节上苏联模式在不同时空有一定差别，但它形成之后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模式的这些基本内容及其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改变了就不是苏联模式了。因此，苏联模式有绝对的排他性。本文认为，西方模式是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西欧开始形成的社会发展方式，其基本内容是政治上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是产生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对外关系上的现实主义。比起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开放度更大，包容性更大，因而时空差异性也更大。苏联从1917年到1991年，东欧国家从1945年到1989年实行的都是苏联模式。但从1989年开始,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都先后发生急剧变化，由Communist Party单独执政转向多党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对外关系则随着政治、经济的转变而则呈多样性，总体上说是向西方模式转变，但在具体内容或方式上的差别较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现实的疑问对社会转型说提出了挑战。

　　第一个疑问是“苏东地区”的社会转型是否结束？就这个地区而言，社会转型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从苏联模式转向西方模式的过程，而非其他指向。不同国家由于前提条件和客观环境的不同，这个过程进展的快慢和时间长短区别很大，各个方面的转型也不是齐头并进。但无论如何，当多党的议会民主制由宪法确立了下来并成为现实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的时候，以后的政治发展还叫转型吗？当通过“休克疗法”或者通过渐进方式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以后的经济发展还叫转型吗？当根据实际需要而形成了自己外交特色的时候，以后的对外关系还叫转型吗？这些疑问适用于转型前后国家结构没有变化的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然而，苏联东欧社会剧变过程中，三个联邦制国家都解体了，苏联变成了１５个国家，南斯拉夫变成了个六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两个国家。“原苏联地区”的新民族国家成立于1991年，“前南地区”的新民族国家中有四个出现在1991年，两个出现在2006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出现在1993年。由于在社会转型之前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新的民族国家又是按西方模式构建的，由此产生了第二个疑问，即这些新建立的民族国家是否存在社会转型？实际上，多数国家虽然从诞生之日起就基本上按西方模式框架进行国家构建的，但基础都是原来苏联模式的国家母体，因此，它们的新国家构建可能也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新国家构建是主要的，社会转型则是从属的。这种特征在那些内部民族与宗教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里更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中，有的主要是确立各民族和不同党派的国家认同，如波黑、马其顿、亚美尼亚等。有的主要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防止分裂，如摩尔多瓦的德涅斯河左岸（“德左”）问题、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问题等。有的国家还发生过时间长短不一、规模大小不等武装冲突和战争，如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等。也有的国家主要是确立政治认同，如乌克兰等。在这些新诞生的国家中，新国家构建、国家认同和社会转型往往是搅在一起的。

　　在对“原苏东地区”28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后，本文认为，从“苏东地区”到“原苏东地区”的这30年的主题不止是社会转型，应当包括相互交错、迭加在一起的三方面内容，即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

　　（一）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区别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发展状态和阶段。不论是发展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还是发展的整体，社会转型所描述的都是从一种状态或模式向另外一种状态或模式的变迁，带有很强的过渡性特点。既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发展状态或模式，不论哪一种社会转型都有起点和终点，都是一个长短不等的过程，都有各自的目标和途径。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侧重方面。所以，从“苏东地区”到“原苏东地区”的社会变迁具体落实到每个具体国家，是有区别甚至有很大区别的。本文将28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分为四类。

　　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第一类。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五个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完整地延续下来并完全继承了苏联模式的遗产。所以，它们社会转型的内容就是否定苏联模式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转向西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中，波兰和匈牙利在转型之前量变积累比较充分，去苏联模式化及其后的新社会发展模式的确立与发展相对顺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社会转型主要是受波兰、匈牙利等国社会剧变的冲击，转型之前量变积累相对不充分，去苏联模式化及其后新社会模式的确立都较仓促并且充斥着动荡甚至暴力，所需时间也相对长些。

　　“原苏联地区”国家（不包括俄罗斯）和前南地区国家（不包括塞尔维亚）是第二类。这些国家都是社会制度发生剧变过程中新成立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者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它们从其母体（苏联和南斯拉夫）那里继承的国家遗产很少甚至没有。所以，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后，内政外交机构需要重新建构。对这些国家而言，社会发展的内容除了去苏联模式化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新的国家。国家虽然是新建的，但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苏联模式的废墟。在这些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罗的海三国转型前的经济发展程度、民主化程度都比较高，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较为紧密，转型条件准备较充分，按新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的国家构建比较顺利。波黑、马其顿和黑山主要受困于民族、宗教矛盾、地区政治或国际政治，构建统一国家的历程比较艰难或曲折。与此相适应，它们的社会转型也不顺畅。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转型前经济发展程度、民主化的程度都比较低，历史上的社会发展与西方国家与西方模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转型条件准备不够充分，新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的过程更加漫长和艰难。

　　俄罗斯、塞尔维亚是第三类。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的继承者。实际上，它们几乎不存在独立建国的问题。但是，也正因为它们完整地继承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遗产，因而去苏联模式化和新制度构建的任务繁重。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四类。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之后和平分家。它们虽然也是新建立的国家，但原来的共同资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和国家机构都是协商划分，因此，各自国家的重建任务不重,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去苏联模式化、巩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转型前经济发展程度、民主化程度较高，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较为紧密，转型条件准备较充分，和平分家后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社会发展模式的巩固也比较顺利。

　　社会转型的内容常常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如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等等。不仅是不同的国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这些不同方面的转型不仅不是同步的，而且差别比较大。但总体来说,社会转型是相对短暂的。它只是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过渡性或连接阶段，但不同方面的转型所需要的时间并不一样。达伦多夫在苏东剧变开始后不久在《东方融入西方了吗？》一文说：“建立新的政治机构，编纂一部新宪法和选举法需要六个月时间，建立基本可行的市场经济可能就需要六年时间，可建成一种公民社会将需要六十年时间。”对“苏东国家”来说，达伦多夫的这番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的时间差却是客观存在。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政治上去苏联模式化的时间比较短，甚至可以说就是苏东剧变本身。在剧变过程中，这些国家都很快地实行议会制、通过宪法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进行多党制选举等。经济上的去苏联模式化主要是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实现的。但是，由于初始条件不一样，有的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有的国家则采取渐进的方式，也有的国家将这两种方法混合使用。但总体上说，经济转型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政治转型，而且各国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加入欧盟越早的国家，经济转型过程越短，而西巴尔干和“后苏联空间”的多数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也很漫长。外交上的转型不仅所需时间长,而且差别更大。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属于西方模式的欧洲国家，因此，以“回归欧洲”为主要的外交目标。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三国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参加欧盟。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4年加入北约，斯洛伐克同年也加入欧盟，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时间是2007年。克罗地亚先后于2009年和2013年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加入北约，黑山于2016年加入北约。

　　（二）分离、分裂和分手构建而成的新国家

　　从“苏东地区”到“原苏东地区”30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新国家构建。在剧变过程中或稍后，“苏东地区”中的民主德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其中，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为新的并属于西欧的德国，而其他三个联邦制的国家都解体了，在它们的基础上出现了23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些新国家诞生的方式和新国家构建过程差别巨大。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是在分离中独立成国的。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移居到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警告说，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已陷入危机，非俄罗斯民族反对“一体化”和“俄罗斯化”，宗教复苏已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虽然在苏联“不存在民族独立运动”，但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当局将像沙俄一样，“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苏联的命运果真如此。1987年8月，也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周年之际，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首都同时发生了抗议该条约和将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的示威游行。1989年8月29日，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Communist Party领导人的支持下，联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抗议苏德条约的行动，200多万人手拉手形成长达600多公里的“波罗的海之路”，这条人链将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连接起来。三国民众高唱独立时期的国歌，高呼“俄罗斯人从波罗的海滚出去”。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先是Communist Party宣布脱离苏共独立，然后宣布国家独立。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领土归属而产生的纠纷，1989年底双方竟动用了现代化武器激战，范围也向周边其他地区扩展。1990年6月，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宣言。在此前后，其他加盟共和国也都也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将停止自己的存在”。自此，统一的苏联分裂成15个独立主权国家。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是在分裂中独立成国的。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南联邦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最复杂，各斯拉夫民族之间、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利益冲突由来已久并贯穿始终。如果把南联邦比作航行在汪洋大海中一条船的话，那么，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就是摇橹的船工。船工们虽然各怀心事，但无奈铁托这位强硬的船长的权威，得听他的口令向前划行。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联邦就变成了一艘“无舵手”的划艇了。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首先从科索沃以冲突的方式爆发，并且一步一步地朝着民族危机方向发展。1989年3月开始，南联邦政府在科索沃实行宵禁。在东欧其他国家社会剧变的冲击下，南联邦的各种矛盾也迅速地激化起来，其中，是分离还是维护联邦成为主要矛盾。1989年10月，南共联盟宣布放弃垄断地位，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1990年１月，由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三个共和国共盟拒绝出席，南共联盟第十四次大会无法正常举行。大会筹委员建议将党名改为民主社会党并将权力移交给“南共联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有70多年的历史、执政45年的南共联盟退出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多党制大选中，除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共盟外，其他几个共和国由共盟演变而来的党派全都落马失利，政权主要落入到强调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手中。

　　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上台后，便加快了各自共和国脱离南联邦的步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于1991年6月同时宣布脱离南联邦。接着,波黑、马其顿也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则成立了南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克罗地亚境内的五万塞尔维亚人不断举行示威，反对克罗地亚独立，宣布成立“克拉伊纳共和国”，要求并入塞尔维亚。当时这个“共和国”控制了克罗地亚与波黑接壤的塞族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黑，塞族聚居区也成立了共和国并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于是，克罗地亚和波黑都发生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95年底，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南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图季曼和伊泽特贝戈维奇先后在美国代顿达成了波黑停战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武克瓦尔等地回到克罗地亚手中,而波黑成为一个由穆克联邦和塞尔维亚共和国两个分治实体组成的统一国家。也就从波黑内战开始，科索沃地位问题演变成阿族武装与南联盟军警之间的战争，国际社会特别是北约也逐渐干预进来，1999年发生了北约对南联盟七十多天的狂轰滥炸。战争之后，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但实际上已经独立了。又过了差不多10年，2008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在这过程中,塞尔维亚和黑山也渐行渐远。2003年2月，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黑山正式宣布独立。至此，南联邦一分为七，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不再存在。

　　捷克斯洛伐克在协商分手中独立成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同属西斯拉夫人，长期同呼吸共命运，相互关系比较好。但是，由地区发展不平稳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平等而起的屈从感使斯洛伐克人特别渴望独立和拥有自己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剧变之后，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便开始就国家权力分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于是，他们主张用“捷克—斯洛伐克”为名取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92年6月议会选举后，两个对国家结构和经济转型问题持截然不同观点的政党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胜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两党领导人达成解散联邦的协议。根据捷克斯洛伐克议会11月通过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法》，从1993年1月1日起，斯洛伐克正式独立，圆了自己千百年的国家梦。当时，斯洛伐克人普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捷克人不愿意给予斯洛伐克人以平等的地位。与前两个联邦制国家相比，特别是与南斯拉夫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最大的特点是平和，不仅没有暴力冲突，至少在公开场合连相互抵毁的过激言行都少有。

　　（三）多样化和参差不齐的社会发展

　　一般而论，社会转型结束之后，转型国家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社会转变为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然后，社会发展在新的形态下又开始了新的积累。对“原苏东地区”的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结束均以把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为主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写进宪法为标志，但转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却大不相同。苏联模式尽管失败了，但是，有些国家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的条件并不完善，权威主义政治、寡头经济和腐败成为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甚至替代品。有些国家历史上民主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并且与西欧国家联系较为密切，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过程相对比较容易，转型后的社会发展比较顺畅。有些国家历史上民主化程度低和经济发展都比较低并且与西欧国家联系较为疏远，排斥新社会发展模式的力量较强，转型后的社会发展比较曲折。

　　“原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在转型之后或新国家构建之后，都步入了新的社会模式下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转型上的差异和新国家构建上的差异，这些国家接下来的社会发展也呈多样化，各方面的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表1反映的是这些国家2015年的两个经济指标，表2反映的是“回归欧洲”的情况。

　　经过30年多样化的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包括28个国家的“原苏东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多元、最为复杂的新的地缘政治区域。如果将上文所讲的总结一下的话，可以做以下概括。第一，28个国家分属的中欧、东南欧、东欧、波罗的海、外高加索、中亚等6个次区域。整体上说，它们的同质性比较弱，相互联结程度比较低；第二，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对国家的统一建构和社会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不同民族在统一国家的认同上，在新国家的体制构建以及内外政策上，在自身在统一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这些分歧和矛盾也会波及它们的对外关系；第三，由于历史或政治上的原因，一些相邻国家之间在领土、主权、民族等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影响着地区的合作与稳定；第四，这些国家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西欧、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不是等量齐观的，亲疏远近差异各有侧重，同中国的关系也有比较大的不同。总之，“原苏东地区”这些复杂关系是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和国际影响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形成的时间长，短时期内难以消除。

　　三、“原苏东地区”国家的三重特征

　　如果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原苏东地区”28个国家最近30年的历程，各国的社会发展都明显具有三个层次的特征,即共性、区域性和个性。

　　所谓共性，指的是这28个国家都具有的特征，即去苏联模式化和西方模式化。无论是完整延续下的国家还是在苏联模式废墟上新构建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多党制，原来的Communist Party除个别的之外或者改名换姓参与政党政治，或早已销声匿迹不复存在。在经济制度上,这些国家几乎都实行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原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都被打破。总的说来，苏联模式是整齐划一的，无视国情的需要和历史的传统。当然，苏联模式本身在非本质的某些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或在不同国家也有些许变化。时间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所谓改革上面，实际上是在不触动（也不可能触动）这种模式的本质特征（Communist Party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有限调整，社会在这种进退不定的反复中缓慢行进。空间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苏联模式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差别上。苏联是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原产地”，而东欧国家是被迫接受这种模式。不仅如此，由于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约束，这些国家属于苏联“领地”，虽然排斥苏联模式，但也别无选择，更无法也无力公开反抗。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只能在与苏联模式、与苏联没有根本性冲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显现出自己的特点。因此，苏联模式各方面的特征带有很强的社会制度指向。从本质上说，苏东国家社会制度剧变和解体后新国家构建，也都可以说是去苏联模式的过程。不论在表现形式、持续时间和程度上有什么区别或多么大的不同，去苏联模式化却是一样的，社会发展不再有定性化的特征。一党独大还是多党并存，公有制主导还是各种所有制形式同在，都不再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标识了。

　　所谓区域性，指的是同处一个地理区域国家共有的特征。如果前所述,原苏东地区28个国家从地理位置上可以分为六个次地理区域。不同区域里的国家在各方面的差别比较大，而在相同区域中的国家在各方面的共性比较大。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不仅都是东斯拉夫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而且共同支撑起强大的沙皇俄国和苏联，苏联的最终解体也是它们共同做出决定的。在独立成国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极为密切,乌克兰位于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交汇处，受东西方大国强有力的撕扯。但是，乌克兰的向俄、亲俄的势力也很强。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就是“抱团”生存与发展，民众主要信奉新教或天主教，20世纪20、30年代都按西方模式建立独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和德国争来夺去，战后又都被并入苏联。由于长期受西方影响但被强行并入苏联，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的认同较弱，而摆脱意愿很强。所以，它们独立后很快就回归欧洲。中亚五国虽然大小有别，但都是以伊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甚至生活习俗都比较相近甚至相同。它们都属欧亚草原突厥民族国家，历史上主要受蒙古鞑靼人的影响，19世纪中叶部分或全部并入沙皇俄国，20世纪20、30年代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过，中亚五国在边界、跨境民族、资源等方面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和冲突。另外，中亚五国几乎没有回归欧洲的因素，但受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差别比较大。外高加索虽然也是一个独立区域，但不同于中亚和波罗的海，这里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以及它们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同质性较弱。因此，外高加索三国不仅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而且与俄罗斯的关系复杂，格俄之间甚至还发生过战争。在“原苏东地区”的国家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四国组成的中欧地区在许多方面的同质性强，回归欧洲的程度高，在六个区域中是最发达的。它们不仅早已加入了北约、欧盟，还组建了“V-4集团”，但比较来，东南欧地区不仅国家多，而且异质性强，发展差别明显。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已经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其中，斯洛文尼亚还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只是北约的成员，而其他国家还都远近不同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口。另外，有些国家在国家仍面临国家构建上的问题，波黑三大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问题，马其顿的国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问题，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问题等。总之,取代地缘政治上的苏东的六个次地理区域,各自的发展特征非常明显。

　　除苏联模式化的共性和多样化的地区性外，28国家在最近30年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彰显出各自特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的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一致性，否定任何差异性。“原苏联地区”的15个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统一的整体，在体制上毫无差别。东欧国家情况要复杂，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属于西方阵营，战后被强行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社会发展模式在1945-1947年间发生了第一次转型。冷战开始后，苏联将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强加到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是东欧国家的共同诉求。但是，由于力量对比不对称和国际格局的制约，东欧国家的这种诉求没有也不可能有本质上的冲破。相比之下,西方模式包容性比较大，开放度比较高，对原苏东地区各国没有统一的具体格式要求，没有用强力推行这种模式。在强制统一的苏联模式失效而西方模式又不强求一致的情况，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上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影响比较大，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凸显自己的特征。外部影响仍旧存在，但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区域里的国家所受的外部影响及其程度却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每一个国家无论在社会转型上还是在新国家构建或是社会发展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不用说处于不同区域，即使同处一个区域里，一个国家的状况也不同于另一个国家的。这些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外化为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的差别上面。

　　上述共性、地区性和个性三个层次的特征使得“原苏东地区”各国最近30年的发展状况是多样性的，同时也有很大差异性的。分析、研究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有助于全面和深刻认识“原苏东地区”最近30年社会发展的复杂状况及其成因，关注这些国家个体差别、区域差别和发展的梯次差别，进而突破整齐划一的社会转型的思维定式；第二，可以从不同角度总结“原苏东地区”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比如，处理好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宗教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民主、民生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第三，分析、研究种多样性和差异性还可以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所及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原苏联东欧”地区占28个，而“16+1”合作机制中包括了“原东欧地区”的13个国家和“原苏联地区”的三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和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的各方面关系急剧升温的背景下，认清原苏东地区28个国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推动中国同它们合作关系的前提。

　　四、社会主义与“原苏东地区”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

　　“苏东地区”变成“原苏东地区”后，连接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那条社会主义纽带也被撕成“碎条”。在“苏东地区”，政党是单一的，即只有共产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是单色的，即苏联模式。但是，在“原苏东地区”,政党是多元，有自由主义的政党，有民族主义的政党，有保守主义的政党，有民粹主义的政党，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的政党。就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它也是多元化的，除由原Communist Party演变或分裂而来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原少数坚持信仰不变的Communist Party外，这个地区还出现了许多重建的或新建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Communist Party，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团体。与此相适应，这些政党虽然有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但更多的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即便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同一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因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或为了选举往往也都有各自的解释，国别性、民族性和政党性特点比较鲜明。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再是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而是多种类型的政党之一，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政党生存于不同类型政党中间。社会主义不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而只是若干种“主义”之一。除社会主义之外，这些国家中还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多元化社会主义思想淹没在各种政治思潮当中。

　　比较起来，在“后苏联空间”，多数国家的政党图谱相对简单明了，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政党作用都很有限，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总统威权政治。如俄罗斯，经过2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俄罗斯的政党体制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议会下院（国家杜马）是各政党活动的主要平台，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固定下来，各类政党尤其是议会大党将国家杜马作为其表达政策主张的主要场所。从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和2011年第六届杜马选举的结果来看，俄罗斯形成了四个议会内政党及少数几个议会外政党共存的格局。政党政治发展受制于总统权力，俄罗斯形成了总统控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权党体制。由于权力向行政部门集中，小党也更容易靠向“政权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Communist Party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但群众支持率较为低下，动摇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地位。再比如，白俄罗斯由于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的政坛上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多的政党开始支持他。由于早在竞选总统和在与最高苏维埃争夺权力时，几乎没有得到政党的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卢卡申科对政党一直不是十分信任。他在政治地位稳固的过程中不断地削弱政党的影响力，这突出表现在议会两院有政党背景的议员的减少。2000-2004年间，白俄罗斯议会中有政党背景的议员仅占16%，政党在议会的力量很弱，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声音。在2012年的议会选举中，Communist Party人党获得三个席位，农业党、为了劳动和公平的共和党各获得一个席位，三党均为亲总统政党,无党派议员占总数的95%。在此之后，从整体上来看，不管是支持卢卡申科的政党还是反对他的政党，在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中影响力都很小。白俄罗斯国会两院中无党派人士占绝大多数,政党在国内政治中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第三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尽管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施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合法注册的个六政党都拥有各自的政治纲领，但是，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中仍然形成了以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以议会下院选举为例，“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2007年8月获得全部98个议席，2012年获得83个议席，2016年3月获得84个议席。当然，在“后苏联空间”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乌克兰政治体制经历四次变革，街头政治成为乌克兰政治发展的标签，政党斗争复杂持续激烈，爆发了所谓的“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并演化为内战，成为自柏林墙倒塌之后欧亚大陆上最严重的政治灾难。波罗的海三国由于社会转型和新国家重建都比较顺畅，政党政治则以常态发展。

　　但是，在“原东欧地区”政党政治光谱却五颜六色。中右翼的主体是自由民主党和保守党。它们在经济上主张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在政治、民族、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属于前者的有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波兰公民纲领党、捷克公民民主党、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匈牙利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民主论坛、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和民主党等。属于后者的有波兰全国基督教运动、罗马尼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新斯洛文尼亚基督教人民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斯洛伐克基督教民主运动和民主基督教联盟—民主党。此外，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民党也可归为中右翼，如波兰人民党、捷克农民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罗马尼亚农民党、阿尔巴尼亚农民党、保加利亚农民党等。

　　极右翼的是民粹主义政党，主要有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波兰家庭联盟，匈牙利的青民盟、尤比克党、民主论坛，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民斯运、公民谅解党、斯洛伐克民族党、保加利亚的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欧洲发展公民党、“阿塔卡”联盟，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大罗马尼亚党，捷克的“阿诺”运动，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斯拉夫尼亚和巴拉尼亚民主联盟等。这些民粹主义政党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竞选中使用什么“主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动员民众。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高举天主教保守主义、欧洲怀疑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右翼价值观，经济上奉行的却是类似于左翼的民族经济保护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原则。“阿塔卡”联盟在民族和宗教层面极端保守，经济政策上则提倡可以视为左翼的“社会民族经济”。“阿诺”运动直接将自己定位为跨越“左”“右”的“企业化政党”“反对”和“企业化”成为它的代表性口号。

　　另外，介于中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也比较大。这类政党影响非常大，可以分为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前者在活动中对其他民族施以宽容的政策，主张保护该国少数民族的利益，在执政或选举过程中倾向于与其他民族的政党结成联盟。例如，保加利亚土耳其人“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斯洛伐克匈牙利人联盟党等。后者在活动中对其他民族或者民族主义政党持有偏见，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对待民族间的冲突往往诉诸武力而不是协商和和解，如塞尔维亚激进党和社会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社会主义政党是中东欧的左翼。毫无疑问，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力量的消亡。相反，教条主义式社会主义的衰落为“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剧变之初，原苏联地区形成了以Communist Party为主、社会民主党为辅的格局。Communist Party在一些国家议会中不仅占有一定数量的议席甚至还是最大的反对党或者主要政党，其中，摩尔多瓦Communist Party人党还在2001年和2005年两度赢得议会大选，连续执政八年。社会民主党在剧变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或是不能通过得票率５％的选举门槛，或是以在野党的身份存在，即便是参加执政联盟也只是充当配角，无法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完全上升为政府的政策。2008年后，原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力量呈衰败态势，而社会民主党逐渐扎根并且影响在相对扩大。社会民主党经过多次分化组合，逐渐从分散走向联合，影响力稳步上升，一些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

　　与原苏联地区不同的是，原东欧地区形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Communist Party为辅的社会主义力量格局。经过剧变初期的式微之后,社会民主党在1993年后相继执政并占据了原东欧政坛的半壁江山。然而，随着2008年前后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影响力呈下降趋势。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五国的社会民主党选票下滑和席位减少趋势比较明显，问鼎权柄渐行渐远。Communist Party在原东欧地区影响力较小。大部分Communist Party虽然参加议会选举，但是获得议席的机会不大。

　　社会主义政党在原苏东国家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在Anti-Communist浪潮高涨的剧变初期，社会主义政党处境非常艰难。台上的右翼力量无一例外地把Anti-Communist作为维护自己统治、赚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即便是改弦更张的社会民主党也因与Communist Party的历史联系而被作为打击的对象。1994年后，社会主义力量开始在原苏东地区复苏。无论在台上或台下，社会主义政党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作为，不仅积极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着力推动制度的变革，而且充当了新社会制度的践行者和中下层社会群体代言人的角色。

　　第一，社会主义政党是渐进转型的倡导者。中东欧国家的右翼政党一般在上台后都接受了“休克疗法”，导致经济持续衰退，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政党尽管认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但是反对过急、过快的激进改革，主张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倡导建立以社会和生态为导向的社会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寻求平衡，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例如，摩尔多瓦Communist Party人党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注重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纠正激进改革路线，在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执政的第一个四年,摩尔多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都在6%以上；新增工作岗位10万个，职工平均月工资增加一倍，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捷克社会民主党在1993年的代表大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右翼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针和自由放任式的经济改革，并且明确提出以建立“瑞典式福利国家”为竞选口号。在执政期间，捷克社会民主党致力于解决民众最为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推出“工业复康计划”，制定“经济复兴计划”，努力推进捷克经济改革的平稳化，减轻社会转型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同时,社会主义政党也为“原苏东地区”民主制度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社会民主党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均强调，尊重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活动；强调选举在民主政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必须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遵守立法、司法、行政互相独立、制衡的原则。在执政期，社会民主党不断推动多党制议会民主制走向成熟、完善。在野时期，各社会主义政党严格遵循议会程序，恪尽职守，在议会中扮演“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大部分Communist Party作为体制内的政党也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参与者。例如，俄共根据俄罗斯转型的现实情况，调整自己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强调在党纲和党章基础上进行活动时,必须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宪法性法律、联邦《政党法》、其他联邦法律及俄罗斯联邦的其他法规。

　　第二，社会主义政党是中下层利益的代表。政治经济转轨过程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会严重受损。社会民主党在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充当其政治代言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转轨初期，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均致力于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减轻经济转轨给他们带来的阵痛。例如，捷克社会民主党1998-2006年的执政期内，将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确定为工作重点，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当然，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社会党政策调整的空间实际是有限的。然而，当各国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造完成时，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给它们带来了左翼身份认同的困境，因为左右翼政党经济策略上的不同之处正在逐渐消失。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采取降低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招致了中下层民众不满。他们开始转向支持新民粹主义政党。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在转轨中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中下层民众，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2008年前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多次选举中被新民粹主义政党击败，丧失执政地位，比如，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匈牙利社会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Communist Party同样发挥着中下层利益代言人的作用。摩尔多瓦Communist Party人党执政期间一直注重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在其第二次执政期间，摩尔多瓦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八倍多。其中，卫生医疗支出增长了五倍，教育支出增长了5.2倍。月平均工资与退休金分别增长了4.7倍和8.1倍。同时，在野的Communist Party在议会活动中坚决地反对右翼政府推行的激进私有化和削减社会福利的做法。例如，俄共曾利用第一大反对派、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对俄罗斯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多次投票反对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和政府总理人选，推动杜马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比较符合民心的决议，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出任政府总理及其旨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以摆脱危机的纲领。此外，在日常活动中，Communist Party通过游行和集会抗议当局的某些政策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例如，在201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斯洛伐克Communist Party组织工人进行了争取合法权利的游行。另外，一些Communist Party开始注重利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的理念，组织活动来维护中下层利益。

　　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政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下，社会主义政党生存环境愈加严峻。“原苏联地区”的Communist Party颓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党能否稳步壮大还是未知数。原东欧地区的社会民主党虽然遭受民粹主义政党挤压，但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而Communist Party依然难以迅速崛起。在未来，社会主义政党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身的建设。社会主义政党只有通过自我革新才能走出困境。对目前处于低潮的“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来说，选举绩效既让其面临着艰难的挑战，也给它们提供了自我革新、走出困境的机遇。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