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要求不仅提出要总结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而且要把形成和展现中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当作外交工作的任务，这引发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在回顾学界对中国外交特色或特点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放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背景下，从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比较角度分析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根据广义和狭义外交的不同概念，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对外政策的特色以及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手段所展现出的风格，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认识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以期对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更好的理解。　　

　　一、关于中国外交特色的不同观点

　　特色是一个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和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地缘环境、社会风俗、政治制度都不一样，这种不同决定了国家的特色。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不同，在落实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外交行为和方式也有差异，这些既是国家间差异的结果，也是国家特色的表现。对中国外交特色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是一直广受关注。

　　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将外交特色、风格和气派并列阐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字典》把外交特色界定为“政治家、外交家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气度与作风，它常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政治家、外交家的个人思想、教养、品德和作风的形象表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老一辈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的过程中一直把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如谢益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外交的特色或中国外交的“风格”概括为“独立自主，爱憎分明”“不卑不亢，以礼待人”“坚持原则，策略灵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友好协商，求同存异”“处事郑重，说话算数”“遵守纪律，保守机密”。但他所说的外交策略技巧更像外交风格，如“礼尚往来”“挂号记账”“当仁不让”“细水长流，水到渠成”等。

　　对中国外交风格的类似总结，实际上是把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外交风格和特色当作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通过研究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外交风格来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钱其琛在外交部举办的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大会上讲话中归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时，指出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内容丰富，例如在外交工作要“见机而作”，但“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还有如“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弯弓不发”“细水长流”等。钱其琛把陈毅外交风格概括为“胸怀坦荡、热情豪爽、以诚待人、落落大方、疾恶如仇、从善如流”；把第二代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概况为“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坚持原则、策略灵活”“以理服人，不妄自尊大，不怕鬼，不信邪”等。这些中国外交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是中国外交风格的显著特点。

　　也有学者从中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角度探讨中国外交的特色。比如牛军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形成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外交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实践有密切联系的“革命性”；二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政策，并受到国内政治严重影响的“内向性”；三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变的“过渡性”。有中国外交史教材在谈到“中国当代外交在中国不同领导人时代的主要特色”时指出，“第一代领导人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简言之为反帝、革命；第二代领导人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亨利·基辛格所著《世界秩序》在点评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时指出，在外交上坚持中国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坚持认为中国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打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固有观念，也保持了出人意料的战略灵活性。第二代领导人执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领当代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接受了世界秩序已经确立的规则。第三代和第四代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而现今，中国领导人则努力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把中国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这些是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分析中国外交风格和特色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学界也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但这个时期中国学界并没有太关注或研究中国外交的特色。直到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中国外交要有大国特色后，媒体才开始广泛关注这个议题，也带动了学界的研究。中国外交部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对中国外交的特色进行了明确阐述。他认为，中国外交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努力使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和认同我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第二个特色就是坚持合作共赢。中国决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搞零和博弈，也不搞赢者通吃，而是继续把中国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第三个特色就是立足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积极服务国内发展，努力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在国际上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正当权益。”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可以看到，近期关于中国外交特色和风格的研究多达200多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到底什么是中国外交的特色，或者说如何认识中国外交的特色，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对外交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有的阐述的是中国外交工作落实的具体的对外政策的内容或中国对外政策的主张或理念；有的指中国的国际定位，如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的强调社会性质，如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的指的是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维护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等；有的讲的则是具体的外交风格、外交的策略性。

　　特色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得清楚，包括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跨国比较。全面理解当今中国外交的特色，既需把中国外交放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历史中，从历史比较的视角看到其变与不变，也需要从全球视角观察中国外交与其他国家外交的不同所体现出的特色。特别是在提到大国外交特色的时候，不仅需要比较大国和小国外交的一般不同，而且需要比较中国与历史上或世界上其他大国外交，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既要采用广义外交的概念，把对外政策的特色考虑在内，也需要采用狭义的外交概念，注重作为落实国家对政策的过程、方式和手段的外交的风格和特点。

　　二、中外关系主题延续与中国外交历史特色

　　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根本要素。强调中国特色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显著体现。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多个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特色。地缘上，中国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有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将中国与同属四大文明的印度隔开；在西北，广袤的中亚荒漠将中华文明与欧洲其他文明分开。历史上，世界其他三大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通过战争实现了融合，而中国文明虽然与其他文明之间也有以古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沟通、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他文明的成果，将之融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没有大规模冲突和融合，而是靠建立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文化吸引力去汉化周边民族。这种地理位置塑造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历史上的中国所感受到的不是中国特色，而是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天下体系具有普适的原则。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另一个不同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保持连续性。这也是由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缘位置所决定的。如近代西方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是两种不同体系，有各自的显著特色，各自都不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都认为自己是普适的。前者认为国际社会是无序的，民族国家主权平等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后者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和谐的等级制度。前者试图将自己的体系扩散到其他地区，后者仅仅以东亚为中心，随着实力的兴衰而扩展和收缩。但是，西方体系不断向外扩张与东方体系的衰落不期而遇，如何应对西方体系的冲击并做出反应，即费正清所说的“冲击—反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接受西方体系的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中国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行为方式的特色，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的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线。

　　18世纪末期，英王特使觐见乾隆皇帝的外交交涉可以被看作中西外交关系的开端。这个过程中的礼仪之争反映的是哪一种行为规范更具有普遍性而被接受，哪一种行为方式更具有特殊性而应该改变。虽然清廷在最初的较量中胜利了，但仅仅过了半个世纪，情况就彻底变了。在英方坚船利炮之下，中国开始被迫接受西方的外交规范和行为方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1862年按照西方模式设立处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亨利·惠顿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翻译成《万国法》，成为中国引进的第一部介绍国家间规范的著作。1876年，联芳、庆常等将德国外交学者查尔斯·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成《星轺指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保持中国特色和接受西方行为规范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主线。

　　洋务运动是第一个将西学和中学结合起来的尝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中的体，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价值观念，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而非中国的知识和技能只是夷技而已，也就是保持中国根本不变的情况下接受西方技术。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仅从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是不足以维护天朝大国地位的。洋务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试图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结果也只持续了103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民国”，几乎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这个过程是一个放弃中国文化、制度的普适性，按照西方的模式彻底改变中国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由以“一边倒”为表现形式的“西化”，到陷入孤立后强调中国模式，再后来形成了如何实现中西结合，并保持中国特色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鉴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又称斯大林模式，在外交上执行倒向苏联、接受苏联援助的政策。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仍然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陷入了孤立。这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是提出和强调中国革命道路的特色及其经验的世界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西方关系逐步改善。1978年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开始实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全面开放，借用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在融入国际社会过程的初期，中国也不曾强调中国特色。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逐步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发展理念，即坚持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要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技术，但两者都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处理好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共性以及中国特色与向西方学习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层含义。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向西方开放，在政治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在对外关系中加快了融入世界的过程。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缔结了2．3万多项双边条约，加入了400多项多边条约，加入了所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绝大多数全球性政府组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成员，中国按要求定期向ＷＴＯ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和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1月，中国提交的通报已达上千份，涉及中央和地方法律法规等诸多领域。认真接受对成员的贸易政策监督，中国已接受ＷＴＯ七次审议，得到了高度评价。

　　如今，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达到的高度也前所未有。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如果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外交特色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主题的延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要求。今天强调中国外交的特色，就是总结崛起以后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在强调中国外交特色的同时，又强调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这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在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时，强调中国特色及其普遍意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一种反映，是对中国道路和经验的世界意义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只有把中国特色放到这个历史的背景下，才能理解研究中国外交特色的意义。

　　三、比较视角下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

　　这次提出中国外交特色的一个新内容是在“特色”的前面加上了“大国”这个修饰语，即大国外交特色，说明中国外交的特色不是一般国家的特色，不是小国的特色，而是大国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的一个新内涵。的确，大国有大国外交，小国有小国外交。比较大国和小国外交的差异，是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另一个角度。

　　地缘和历史等因素决定了国家间的差异。世界上国家有大小，实力有强弱，国家的大小、强弱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差异。大国可以依靠实力参与国际和地区主导权博弈，决定和影响国际力量格局，始终对国际体系存在着决定性的影响。从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待，大国和强国可以为所欲为，小国和弱国只能为其能为。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

　　从外交的角度看，情况则有所不同。有多个主权平等国家并存是外交诞生的条件之一。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没有主权平等，就不可能有外交。外交的产生为国际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为国家间关系趋于有序、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可能。尽管学界对外交有不同的理解，但外交在本质上不是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是以国际法和其他国际规范为基础，以和平的手段来追求国家的目标和利益，实现和平的一种方法。按照普遍接受的外交规范处理国家间关系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否接受并在外交实践中遵守这些观念和规范，被认为是考察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之一。因此，从外交上看，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的成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最基本的外交规范。

　　国家的大小不能改变外交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大国和小国来说，外交的意义不同，大国和小国的外交行为和外交方式也有所不同。首先，外交在大国和小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于面积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科技能力强的大国而言，外交只是众多国家资源中的一种，但并非主要资源。大国在落实对外政策的目标时有更多的选择，更多地倾向用实力说话，外交往往沦为国家实力的附属品。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它们仰仗实力、频频把武力手段作为对外政策工具，外交成为双方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补充和工具。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实力的重视和对外交手段的忽视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冷战后美国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独一无二的强大，美国的军事力量无人能比，更重要的是美国表现出愿意使用武力”，“没有人怀疑在遭到挑战的时候美国将做出军事回应的意愿”。

　　在仰仗实力、频频使用武力手段的另一面，是美国政府对外交手段的忽视。美国不断扩大军事开支的做法，与其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回忆录中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他说，他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是，“美国不太需要外交，有实力就够了，只有弱国才需要外交”，“在一个帝国强权看来，外交是时间和声望的浪费和软弱的象征”即使在今天，美国外交转型的趋势之一仍然是外交越来越军事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在落实对外政策时频频使用武力而忽视外交的方式，曾经是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相对而言，一个资源少、经济贫穷、实力弱小的国家，最容易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内弱肉强食法则的牺牲品。实力不强特别是军事实力有限的小国只有依靠外交才能生存。在联合国193个主权独立的会员国中，除了少数几个大国和强国外，绝大多数都是小国和弱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交是其立国之本，也是其弥补物质力量不足、实现国小而不弱乃至小国强大的必要手段，甚至是这些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一些小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展“专长外交”，利用巧妙的外交策略和高超的外交手段，在大国之间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在国际上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加强自己与大国或强国抗衡的地位。它们的成功说明外交是小国的立国之本。

　　其次，大国和小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方式和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倾向也有所不同。大国面积大、人口多，国家利益也多，会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派驻使馆，在关键国家首都使馆中工作的本国外交官和驻在国雇员可超过千人，在主要国际组织都有相当规模的代表机构。因此，大国在对外关系中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而选择多边外交或双边外交，甚至奉行单边主义，在外交上一意孤行。从外交制度上看，大国对外政策机制完善，人员众多、分工明确，决策过程获得信息多，考虑全面，甚至存在官僚政治的现象。

　　相对而言，小国资源和能力有限，利益也有限，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小，专业化程度相对低，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一般不可能获得太多的信息。许多政策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对国际环境的反映或是落实国际义务或国际组织运作的结果。小国对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关注相对有限。多数小国只在少数国家首都设有大使馆，而且人数也相对有限。小国在对外关系中会倾向于利用国际组织或者通过多边外交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的对外政策目标。这是因为国际组织给小国提供了一个倾听别国意见并向别国宣传自己主张的平等机会，而没有必要派人到所有国家的首都去实现同样的目的。小国外交成功的关键不是这些国家的实力，而是国内经济发展、政治有序、社会稳定。

　　如果比较外交在大国和小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比较它们各自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特色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一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过程中始终将反对霸权主义或大国外交作为基本任务。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指出，要“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1974年，中国领导人在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中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旗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和声誉。在强大之后提出要追求大国外交，必须厘清这个大国外交的含义。　　

　　不仅中国在历史上对大国外交表现出担忧，国际上对大国外交也存在负面认识。比如，大国在英文中的字面意思就是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这个词在中文中曾经被翻译成“列强”。列强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让中国对这个概念深恶痛绝。因此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大国外交被翻译成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新型大国关系翻译成ｎｅｗ ｍｏｄｅ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这都反映了大国外交在宣传或公共外交中并不是一个正面或积极的概念，在国际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尴尬，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因此对大国外交特色的理解就更有必要理清了。

　　从综合实力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稳居世界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中国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第二大贡献者和联合国经费第三大贡献者，分别高达10．2％和7．92％，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但是，国内一些学者把独立自主，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四个自信”都看作中国大国外交的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前提条件，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国的自信也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外交中连这些基本要素都不能保证，而把这些作为国家外交的原则和特色，那么这样的外交绝对不是大国外交，而是小国外交。认真学习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对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讲话和相关文件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发展中大国，这是对中国大国的基本定位。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处于世界80位以后。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而且这种定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2018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非正式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都会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都会继续致力于同大家发展紧密的伙伴关系”。中国国家特性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其他追求霸权主义的大国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将来无论如何发展都不会放弃发展中大国的地位。

　　其次，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项国策，绝不称霸是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的承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承诺，中国是大国，但中国绝不称霸，绝不走强国必霸之路。中国崛起之后，中国领导人仍然不断强调这一承诺。如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表示，“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我愿在此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表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政府这个承诺是中国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重要外交特色。

　　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根据《人民日报》关于中国外交特色的论述，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就是说，中国外交的特色是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基本政策理念，如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突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强调树立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这些对外政策以及落实这些对外政策方式的特色和风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体现，也是本文随后主要讨论的内容。

　　国家定位和对外政策的承诺是中国外交大国特色的主要表现。但是，如何更好地体现或展现这种特色，不仅需要在逻辑和内涵上予以厘清，更需要在外交实践上展现出中国外交与其他大国外交的不同。具体来说，中国在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后，如何真正做到不走强国必霸的道路，任何政策上的宣示、理论上的论证，都比不上具体的对外政策和落实对外政策的方式，即行胜于言。历史上的大国强大后走上霸权的道路，并不是它们在政策宣示上放弃了和平的外交手段，而是在国家战略中不重视外交，在落实对外政策的目标时忽视外交手段的运用，在对外关系中依赖军事实力，擅用武力。中国在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后，要真正做到与历史上走上霸权道路的强国不同，要真正做到强而不霸，展现出新型大国外交，就要避免出现国家强大后外交在国家战略中地位不升反降的状况，避免在对外政策中更多采用非外交手段倾向的出现。这比任何诺言都更能体现中国大国外交特色。

　　四、政体赋予中国外交的制度特色

　　不管把外交界定为一国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或工具，还是作为一种谈判的科学或艺术，抑或是把外交当作代表和沟通的过程，这些定义都不涉及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因而关于外交的各种定义旨在普遍适用于所有主权国家。中国早期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杨振先在国内最早出版的《外交学原理》中指出：“外交本身，本无目的可言，其对外行事或主张，全以国家的意思……国家必先有主张或政策，然后外交始有所行动……国家的目的即无异外交的目的。”外交学奠基者英国人哈罗德·尼科尔松也提出：“对外政策建立在对国家总体需求理解的基础上……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旨，而是一种方法。它谋求通过运用理性、和解、利益的交换来阻止主权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外交具有共性，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利用外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任何国家都是由其最高决策机关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为维护本国利益，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而制定或调整对外政策。因为“不同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所以外交对于所有国家虽同为实施本国外交（对外）政策的手段，但不同的外交（对外）政策却决定了不同国家所从事的外交的性质、内容、风格和方法，这就形成了形态和类别迥异的外交”。也就是说，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同是决定国家外交不同的根本要素，对外政策的性质、内容的不同导致外交的风格和方法有所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形态的外交。观察和分析外交特色和风格，需要采取广义外交的概念，从国家对外政策的特色和风格入手。

　　中国对外政策的特色和风格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在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外交要有特色的讲话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的特色就是“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前的中国外交工作来说，“这是最根本的一条”。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第一点，就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外交部发言人也明确表示，中国外交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为巩固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服务。这里所强调的外交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对外政策的内容，其特色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色决定的。

　　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8年新修订的宪法也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纳入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首先是思想领导。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创新，确定了新时代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强调，“中国外交将始终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在“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的思想领导体现在其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外交工作的内容，明确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看法，确立一定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布局和基本原则。此外，中共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不同类型的外交外事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中国在相关议题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了党对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除了每年年底召开驻外使节会议外，2013年10月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14年11月和2018年6月两次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5年1月召开了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第十六次武官工作会议。这些会议规格高、规模大、参会人数多，统一了中央和地方主要涉外部门在相关外交和外事问题上的思想，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相关原则，统一了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中国外交制度的最大特色。为了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及时得到贯彻落实，中央统一部署，对中国对外工作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增设新的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推动涉外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理顺部门之间的合作。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以加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局统筹、协调与合作。2013年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决策和议事的协调机构，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党和国家改革方案，为实施党对新时期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例如该决定把包括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内的多个小组改为委员会，不仅增加了这个组织的权威性，而且“将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纳入中央外事工作全局中统一谋划、统一部署”，以“更好统筹外交外事与涉海部门的资源和力量”，是党的外交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步骤把属于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非严格意义上的议事、咨询和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改变为成建制的固定的实体性组织，职能更加全面，机构更加规范，运行更加稳定，组织更加健全。这将“切实解决多头分散、条块分割、下改上不改、上推下不动的问题，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实施，成为未来外交工作的组织保障。

　　经济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外交工作都是“党和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同行为体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对外交往也都是党领导下的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外交部主持的传统外交要“坚持外交大权在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方位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得到有力贯彻执行”。议会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外交工作大局”“推动落实中国领导人重大外交行动成果”“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扩大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人大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理解、认同、支持”。军事外交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事外交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坚持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处理问题，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开展的政党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外交议程，服务总体外交，全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外交的这一制度特色确保不同领域内、不同行为体参与的中国外交工作能够得到统筹协调，取得成功。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的优势。

　　五、底色渐浓的中国外交文化特色

　　文化是国家特性的重要方面，具有民族国家的鲜明特色，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因而文化是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也影响落实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具体行为，进而赋予一个国家外交手段和方式鲜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说外交制度是对外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组织保障，文化则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精神源泉，文化特色则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根本底色。

　　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受其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方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受中国对外关系状况和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在落实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文化特色表现也不完全一样。但改革开放以来的趋势是，文化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手段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国际关系在中国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之后，学界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思想“底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涵与当代中国外交的某些方面之间的联系。总体看，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色越来越浓。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被确立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之一，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外交理念……继承了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必将指引中国外交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另一篇社论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传统价值。人与人的交往，国与国的交往，谁都不喜欢对方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在对外交往中，我们要更好体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诚信正义、立己达人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来源。冷战结束后，中国不少对外政策的主张、倡议和政策宣示都来自传统文化。如政府的官方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还渊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爱好和平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过‘亲仁善邻’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这种思想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主张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思想灵感和智慧源泉。近年来中国外交中诸如“和为贵”“亲仁善邻”“和衷共济”“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理念；对非政策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体现“真、实、亲、诚”的理念；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思想无不源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外交的思想渊源，也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到新的高度，提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2013年12月，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中国领导人阐述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第二，中国外交的文化特色还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和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方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文化痕迹。如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在中国对外政策主张的反映就是，中国在国际上反对文化冲突、文化霸权主义，主张文化多样性。中国领导人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援引中国古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提出“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因此，必须坚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2014年3月27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详细阐述了中国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他指出：“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我们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一政策主张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在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行为方式上，中国的文化特色也非常显著。如中国文化中有尚礼仪、重感情、爱面子、讲关系等传统。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外交关系时，中国的外交行为也往往表现得重感情、轻利益，强调道义原则，崇礼尚往来，注重分清敌友。西方学者葛小伟在对比中美外交交涉过程中的不同时说，美国处处把国家利益挂在嘴边，而中国总是把感情看得更重，伤害中国的感情和侵犯美国人的利益似乎是一样重要的。王缉思也提出中国外交行为中这种基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即中国的外交声明和政策宣示具有强烈的道义色彩，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往往以这些国家与自己主要敌人的关系如何来确定，在外交史上的表现就是“以美划线”“以苏划线”以及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等，这些都是中国关系文化在中国外交中的体现。

　　有人认为，外交就是谈判。研究中国外交谈判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在外交谈判中具有与其他国家显著的共同特点，但也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谈判往往是通过谈判达成基本原则，中国则先是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协议，然后进行谈判，即所谓通过原则进行谈判。亨利·基辛格也提出，西方国家在谈判中是以“切香肠”的方式一点点做出让步，中国则是一下提出底线，直到对方接受中国的底线。他将这种谈判方式叫“中国特色的谈判方式”。这些特色在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都有显著体现。

　　第三，文化元素和文化特色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直接赋予中国外交的中国文化风格和特色。2004年中国在韩国开设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已经在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中国文化外交的首要品牌。在双边关系中，中国在互惠的基础上，与不少国家举办“文化年”“文化月”“文化周”等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沟通，谋求共同发展。

　　文化成为拉近相互之间距离、增进中国与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中介。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期间担任推介中国文化的大使，介绍中华书画、京剧、中医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参加文化活动中，引经据典，讲述中国故事。2014年3月至4月访问欧洲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系统阐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梦，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在访问莫斯科时，他专门会见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员工代表，与他们交流；在印尼国会演讲时用《红楼梦》来讲中印友好交往；在印度讲白马驮经、玄奘西行，讲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中国中医和印度阿育吠陀的相似之处；在访问荷兰的时候身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服装参加国宴。这些内容大大增加了中国外交活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增加了中国外交的文化特色。

　　随着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中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国际化也会进一步加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中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色的增加，是全球化背景下保持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必然要求。正如文化学者乐黛云所指出的，“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而且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语境里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因此，中国外交中文化要素的增加和文化特色的日益显著，反映的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的文化特色会更加显著。

　　六、外交形式和领导人个性特色

　　国家间对外政策的不同是国家外交显现出特色和风格的一个原因。受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作为落实对外政策手段的外交也会显示出阶段性特点，因此就有了旧外交和新外交之说，研究外交手段和方式的变迁也成为外交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横向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外政策决策制度和历史文化秉性决定了中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风格。纵向比较，在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在不同的领导人执政时期，中国外交也显示出不同代际领导人的特色。如本文开始所叙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对早期中国外交特色的研究多与毛、周个人的外交风格联系在一起。这为理解进入新时代以后的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提供了参考。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也相当显著，主要体现在外交的形式和在这些外交形式过程中具体外交礼宾礼仪所显示出的领导人个人风格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为显著的特色和亮点是日益活跃的首脑外交。这虽然是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外交实践的共同特点，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首脑外交在中国外交上地位的上升只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十八大以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度。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生只出访过两次，都是社会主义苏联。从1949年到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者周恩来共64次出访，访问了29个国家，包括非洲11国、亚洲10国、苏联东欧8国。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在改革开放以后出访过的国家包括1978年访问的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7个周边国家，1979年访问美国并在回国途中顺访日本。此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决心不出国了”。从1989年到2002年，第三代领导核心共出访了73个国家。第四代领导人总共访问了86个国家。在第一任期内，中国领导人遍访世界57个国家，或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或参加国际多边峰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出访频率之高、在外交舞台上之活跃，极大地提高了首脑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对等和互惠。在中国国家元首频频走出国门进行国事访问的同时，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或参加中国主办的主场外交的外国领导人也在不断增加。在第一个任期，中国接待了110多位外国元首访华。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所组织的主场多边外交多是以峰会的方式召开，也被称为主场多边首脑外交。如有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领导人参加了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20个成员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8个嘉宾国领导人以及7个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2017年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有来自亚、欧、非、拉美、南太平洋等地区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参会，创造了中国外交史上的记录。每一次会议都投入了大量的前期准备，每次会议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每次峰会的成功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巨大成功，也是首脑外交的成功。中国在组织召开每次会议过程中所展现的优良的会议服务，有力有序、精心细致的会议组织，体现了世界水准，形成了高端大气的大国特色，通过“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以及大国外交风格和气派。

　　首脑外交是国际交往的最高形态，有着其他交往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和战略价值。例如，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和参加多边外交场合，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就热点问题给出中国方案，传递了开放合作、平等互利、创新发展的中国声音，直接展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风格。为了首脑外交的成功，相关部门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本身就是推动双边关系或相关议题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国领导人与相关国家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双边问题上广泛地交换意见，引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相关部门在落实首脑外交所达成的协议过程中必将进一步推动国家间务实合作，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火车头。

　　通过首脑外交建立起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友谊，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稳定器，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主要形式和特色。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在2017年，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5次会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3次、9次通电话。其中，特朗普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在中美关系史上开创了先例。2017年11月，中国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特朗普，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所说：“中国领导人作为领导人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使许多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领导人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成为了中国的好朋友。因此首脑外交将继续是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形式。”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围绕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多边国际会议以及外国领导人到中国访问等契机，特别是对于举办的多边峰会主场外交，对外交礼宾制度进行多次调整和改革，统筹安排各项公共外交活动，最直接地展现了中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3年，在欢迎外国国家元首访华仪式上恢复安排少年儿童欢迎队伍，增加吹奏迎宾号角；2014年，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增加女兵队员和解放军军乐团行进列队表演并着新款礼服执行任务，恢复实施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在国宾抵京机场高速沿线悬挂中外国旗等做法；2015年，恢复室内欢迎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的做法，为体现外方对中国历史和人民英雄的尊重，安排到访国宾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这些礼宾改革增加了首脑外交的庄重感，提高了媒体和公众对首脑外交的关注度，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崇礼尚义、热情友好、宾至如归的待客之道，彰显了大国威仪、风范和气度，折射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平等互惠是当代外交的基本规范，“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在改革外交礼宾礼仪、提高迎接外宾规格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出国访问过程中也不断受到“高规格”或“超高规格”的“历史上最为隆重的待遇”。如2013年后第一次出访俄罗斯，受到11辆摩托车开道的“最高礼遇”。同年10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尼西亚，“成为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外国元首”。也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在荣军院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出动了146名骑兵和17辆摩托车护卫，仪仗队人数达150人。2015年10月，中国领导人对英国进行“超级国事访问”期间乘坐女王御辇前往白金汉宫下榻，英方按王室最高贵的规仪，鸣放103响礼炮，受到“国王般的礼遇”。2015年11月，中国领导人访问越南，越南首次使用21响礼炮欢迎中国领导人。2016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柬埔寨，柬方将仪仗队礼兵较平常来访增加一倍，悬挂中国领导人和西哈莫尼国王巨幅肖像。

　　此外，在访问巴基斯坦、比利时、荷兰、捷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塞尔维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时，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一进入这些国家的领空，都受到这些国家战机起飞护航等超高规格的礼遇。中国领导人还在访问期间接受了比利时、委内瑞拉、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秘鲁、俄罗斯、阿联酋、塞内加尔的国家元首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在北京接受了来华访问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田联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期间受到往访国政府打破惯例的高度礼遇以及所接受的最高荣誉勋章体现了相关国家和组织对中国国家元首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是吸引公众更多关注、了解和认识中国外交的重要渠道，因而也成为当今中国外交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色。

　　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多边主场首脑外交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形式。具有等级性和民族性的礼宾礼仪改革让这种高规格、大规模外交更加庄严、隆重，让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彰显中华民族热情礼貌的待客之道，让中国首脑出访受到“高规格”的尊重。在互相尊重中让中外交合作日益紧密，是公众认知中国外交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显著特色。

　　七、结语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外交的共性是由不同国家的外交特色所构成的。中国外交既具有外交实践普遍和共同的特点，如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对和平手段的强调，对对外政策性质的依赖，受国内政治的影响等，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体现出中国外交在坚持和实施当代外交普遍原则时，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民族文化和个人的差异，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些特色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外交的特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内外环境不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存在差异，这些特色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领导人个人特点。今天强调的中国外交大国特色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其主要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不仅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宣示中，更多地体现在中国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方式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制度迥然不同的成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鲜明中国外交特色既是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对国际外交规范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的中心，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倾听中国，渴望走近中国。中国的抉择判断，它的进取作为，深刻影响着21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更加频繁，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外交将更加活跃，中国外交的特色将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外交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得到更加鲜明的展现。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