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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

2006-04-02

admin

                          IPE 30年：学理交锋中的学科发展
              ――“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会议述评

    由bat365与《国际政治研究》杂志联合主办的“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于2006年3月31日在bat365举行。会议议程分“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挑战”两个阶段，分别由袁明教授和王缉思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着由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及魏玲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就“第四次论战”的实质、IPE（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统称IPE）与国际关系学科导向、中国的IPE研究及团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会议要点述评如下。

                            一、“第四次论战”的实质

    什么是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论战”？论战都在哪些层面上进行？其实质是什么？研讨会上，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首先，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分析角度和方法，即包含基本假定和前提、用于指导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二是指实质性的理论，即在观察和归纳客观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的并经证实的假说，应尽量符合“可检验、可重复、可证伪”的科学标准。

    在第一个层面上，秦亚青教授将“第四次论战”归纳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传统政治学及主流经济学研究以理性主义为主导。在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下，行为主体具有已知、给定的利益，而制度则被看作游戏规则和外部制约。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分析视角和前提假设，使得国际关系及IPE主流学派长于解释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擅长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建构主义的兴起，则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息息相关。冷战的结束，两极体系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融合对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的冲击，都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关注并解释结构的变化，以及利益和偏好的来源。建构主义这一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便在国际关系领域因势而起。建构主义强调规范与观念对利益的决定性和重释性，以及制度对身份认同的内生作用，并将规范与观念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作为解释结构变化和系统更新的重要变量。与理性主义一样，建构主义是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

    两种分析方法的交锋，最终落实到第二层面——实质性理论层面上的论战。门洪华教授将之归纳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论战。而魏玲博士认为，在这次论战中，新现实主义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论战的双方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焦点集中在观念和制度的作用。王逸舟研究员和朱锋教授则对“第四次论战”的主题和本质究竟是什么提出了疑问，认为在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学界也缺乏共识，存在较大争议。

    事实上，上述种种认识，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论战双方在实质性理论上的不对等性。理性主义分析框架统领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作为实质性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仅具有自己的分析语言，也拥有自己的一系列实质性假说，对国际政治现象有着定向的解释和预测。而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下，则缺少实质性的理论。[1]在实质性理论的层面上，建构主义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2]。而有些建构主义学者更认为，建构主义本来就不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和认识方法。[3]

[1]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342.
[2] Peter Katzenstein在康奈尔大学“Field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研讨课上对建构主义的评价，1997。
[3] Alexander Wendt, Th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7.

    就理论建设而言，新现实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困境在于简约性和解释力之间的矛盾。如王勇副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没有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张小明教授也谈到，国际关系中林林总总的现象要求理论体系向复杂化发展，而这对理论的构建本身可能有害。新现实主义为了解释现实政治中的近期现象与潮流，在原有理论体系上加入了许多“临时变量”，被批评者评价为“退化性的研究项目”[1]。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前提假设，相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松散框架而言更为简约，同时又通过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在国际合作等问题上得出与新现实主义迥异的结论与预测。不过，在后冷战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没有像新现实主义一样遭受经验层面的挫败，但是面对现实政治中的种种新架构、新合作形式，也同样无法在原有的简约体系下做出有力的解释。建构主义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发展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的实质性理论，为现实政治现象提供可与主流理论抗衡的一般性解释。然而如前所述，基于建构主义研究项目的进展程度，以及建构主义学者们不尽相同的研究取向，在实质性理论层面上，“第四次论战”是否存在于主流国关学派和建构主义之间，仍有待商榷。

[1]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79.

                            二、IPE与国际关系学术导向

    与理论范式上的争锋相呼应的，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重点的转移。《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中的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论战，主要是以IPE研究的进展为实证依托的。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也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这一发展做出了评论。秦亚青教授指出，IPE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观念是战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原因。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由主要讨论战争转为讨论合作的可能。早期的主流观点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着重论证霸权条件下国家间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而在美国霸权衰落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则以国际制度而非权力分布作为主要变量论述持久合作的可能性。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遵循理性主义的前提假设，借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或工具，研究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与此同时，主流学派对规范和观念等概念也偶有触及，如对跨国力量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探讨以及对国际机制的“学习”特征的研究等。而这些探索可以说是80年代末兴起的建构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将规范与观念作为主要变量解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这种关系的重塑成为IPE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研究，则是这一课题统领下的重要研究项目和实证领域。在这一方面，肖欢容副教授在研讨会上分析了旧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的区别，魏玲博士则介绍了建构主义在地区理论上的主要观点。如郭树勇副教授所指出的，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解释实际上已经在IPE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成分，并使二者密不可分。

    除了为理论范式的建设提供实证基础，IPE领域的研究也拓展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层面，促进了政治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苏长和副教授指出，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比较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融合。王正毅教授总结了IPE领域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脉络，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将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相结合这一研究方式的兴起与发展。这种研究方式的早期成果主要专注于解读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如彼得·卡赞斯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结构解释、彼得·古瑞维奇由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推导国内结构和团体的政治偏好所得出的“反转的第二种设想”[1]，以及罗伯特·帕特曼的双层博弈概念等。90年代以来，海伦·米尔纳等学者的研究不仅仅限于打开国内政治的“黑箱”，而是通过对跨国力量的分析，解释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述种种将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结合的研究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不过，彼得·卡赞斯坦早年对国内结构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涉及制度的历史基础以及制度对行为主体利益与偏好的内生效应，因此与后来的建构主义解释有一定的渊源与联系。

[1] 即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又译为“反转的第二意像”或“颠倒的第二种设想”等。

    综上所述，在过去30年中，IPE领域的研究不仅为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之争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课题，也引领了国际关系研究在分析层面上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IPE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也不断丰富与完善，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与国际安全并列的一个重要分学科。同时，IPE学科的发展也为分析与判断现实政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王缉思教授谈到，目前中美之间的议题已经发生了转变，由高政治问题转移到经济问题上，而这种趋势看来不会逆转，中美之间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种发展态势便可以用IPE理论来评估和解释。

                          三、中国的IPE研究与团队建设

    IPE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中国的IPE团队建设应注意哪些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宋新宁教授和王正毅教授指出，在过去十年间，IPE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引入了一批西方IPE的主流理论著述和教科书，并开始实现IPE专业的制度化。例如，在bat365在线登录网站成立了拥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最近，还有一批国内学者的优秀文章开始冲击国际学术界。

    关于IPE专业今后的团队建设，与会学者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学科发展的问题导向以及中国学界对西方IPE理论所应采取的态度上。张宇燕研究员指出，IPE的理论建设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发展经验，即以解决核心问题为出发点，最终导出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王勇副教授认为，问题导向还意味着对分析性理论之外的政策性研究的重视。朱文莉副教授则以教学实践为例，论述了问题意识与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思路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王缉思教授从实际操作上提出了将问题导向与理论建设统一起来的方案，即走联合研究、合作研究的道路，以中国案例及与中国相关的案例研究为基础，与外国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再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在关注问题导向的同时，与会者也充分肯定了学习和吸收西方IPE理论的重要性。庞中英教授认为，目前IPE在理论和经验上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中国学者要提出并发展与中国相关的命题，首先要学习西方在理论和经验上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质疑或否定以实现超越和创造。查道炯副教授从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指出，了解西方IPE的理论和概念，调整并把握与外国人对话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要求，也是中国在国际化背景下政治实践的需要。袁明教授则呼吁，中国人需要知道如何去解读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如何去认识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和学习西方IPE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一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这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学术发展而言，都是绝对必要的。

    了解西方IPE学界的理论发展与学术导向，掌握西方IPE与国际关系学的通用语言及分析方式，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求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上的突破，以促进中国IPE学科的发展，是中国IPE学者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与学术出版机构在引领学术讨论、为学者们提供自由交流的学术平台方面，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bat365在线登录网站和《国际政治研究》合办的这次IPE学术研讨会，正是遵循这一宗旨，为促进学术交流与学科发展所做出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与努力。

                      附：本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校外与会人员

王逸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宇燕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秦亚青教  授外交学院
魏  玲博  士外交学院
宋新宁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bat365
查道炯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bat365
田  野博  士中国人民大学bat365
庞中英教  授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
苏长和教  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门洪华教  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郭树勇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肖欢容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任洪生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范蔚文副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耿协峰副编审 bat365在线登录网站出版社

bat365与会人员

王缉思教  授 bat365
袁  明教  授 bat365
王正毅教  授 bat365
朱  锋教  授 bat365
张小明教  授 bat365
张海滨副教授 bat365
王  勇副教授 bat365
朱文莉副教授 bat365
丁  斗副教授 bat365
于铁军副教授 bat365
钱雪梅副教授 bat365
吉  宓博  士 bat365
陈志瑞副研究员 bat365（《国际政治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bat365在线登录网站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现有博士生8名，硕士生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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